朱邦溪，三十五岁，军统局前《家风》杂志副主编，现抗日锄奸团书记。

　　训练处处长郑锡麟的亲信，军统局局长、军政部政务次长钱大钧的门生。

　　为人刻板有余，灵动不足。

　　这是钱大钧给他的评价。

　　他不止是刻板，简直就是一根筋。

　　这个人，才华是有的，郑锡麟在担任《家风》杂志主编的时候，其实主要工作是朱邦溪在做的。

　　他一直都做得是文职工作。

　　后来训练处抗日锄奸团成立，缺个书记，郑锡麟就把这个书记的位置给了他。

　　忽然从文职转到一线，朱邦溪真正是意气风发。

　　钱大钧有次训话，提到了要“发扬黄埔精神，注重礼义廉耻”。

　　朱邦溪一听，立刻申请成立了“纪律科”，任命他的学生吉向山为科长。

　　并且，从训练班里挑选了一批学员补充进了纪律科。

　　这个纪律科，隶属于抗日锄奸团，但是得到了钱大钧的支持。

　　于是乎，朱邦溪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纪律科不光管起了抗日锄奸团的风纪，甚至还把手伸到了别的不该伸的地方。

　　吉向山也和他老师朱邦溪一样。

　　过去，手里没权，一直受到压制，骤然间有了这么一个官职，还有了一些权利，便开始迅速膨胀起来。

　　不仅管着抗日锄奸团的事，还插手到训练处以及各个训练班中。

　　更有甚者，连地方上的一些事，他们居然也开始插手。

　　吉向山口口声声都是老师说，“军统职责，在于肃清地方，所谓肃清，言者自明。”

　　“现在训练班的学员，一个个战战兢兢，就生怕被纪律科的人抓到了什么把柄。”

　　郑锡麟也是一脸苦笑：“我手下有个得力助手，伊学海，办事精明伶俐，深得我心，前段时候，和人赌钱，结果被吉向山抓到了，那被整得叫个惨。

　　朱邦溪直接找到了我，说要免了伊学海的职务，我不肯，最后妥协下来，免除官职，仍旧在原职位上代理戴罪立功。”

　　“这就过了吧。”

　　孟绍原皱了一下眉头：“纪律科不过是隶属于抗日锄奸团下，说是科长，其实不是正经科级干部，我连听都没听过，训练处是他上司的上司，怎么就能管起训练处的事了？

　　再者，我听说朱邦溪是你的亲信，这上司的面子他也不给？”

　　“老弟，他背后站着的可是钱局长啊。”郑锡麟话里满满无奈：“我也不瞒你说，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我想着靠他讨好钱局长，所以特别对他另眼相看。

　　钱局长重新出山，兼任军政部政务长、军统局局长的时候，专门找我谈过话……”

　　说到这里，他欲言又止。

　　孟绍原也看了出来：“郑处长，咱哥俩关系不错，有什么话，哪说哪了，外人绝不知道。”

　　郑锡麟也清楚，孟绍原虽然是个无赖，但为人还是非常讲义气的，你只要和他没仇，他断然不会出卖你。

　　这才大着胆子说道：“钱局长让我好好干，说军政部刚刚成立，空缺多，我在训练处劳苦功高，军政部有合适职位的时候，他会第一个考虑我。

　　老弟，训练处苦啊，冬练夏操，尽心尽责，为家里输送大量人员，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人才，可有了功劳，和我们半点关系也都没有。

　　我听钱局长这么一说，当场就动心了。因此，我对朱邦溪也就格外器重。他弄了个纪律科，我只当没有看到，谁想到他的手却是越伸越长了。

　　军政部那里呢，成立到现在眼看着一年就要过去了，一点水花也都没有，我这不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吗？”

　　军政部？

　　孟绍原心里冷笑一声。

　　这军政部主管全国部队人员、马匹、武器、装具及训练保养事宜，组织庞大、人事腐败、营私舞弊。

　　越往后，越是不可收拾。

　　钱大钧真要存心帮你安排各职位，早就已经把你调过去了。

　　“老哥，你糊涂啊。”孟绍原摇了摇头：“钱局长是红人，他要真的看中了你，又要找什么机会，早就把你给调走了。

　　你现在同意弄个什么纪律科，目前还只是在你训练处翻江倒海，可再往后，朱邦溪会越来越膨胀的，万一把手伸到别的部门那可就不好办了。

　　不说我行动处，其它哪个部门是吃素的？人家要怪不会怪朱邦溪，只会把责任往你头上按。

　　咱家里，钱局长虽然是局长，可家里真正说了算的人是谁，你又不是不知道。戴老板一旦动怒，谁能保得了你？

　　今天倒好，把我给抓来了，这是咱们军统应该做的事？他无非是想显示自己的权威。这读书人掌了权，制不住！”

　　“是我一时糊涂，一时糊涂。”郑锡麟也是懊丧不已：“我也和朱邦溪谈过，说咱们家里和别的部门不一样，有自己的规矩，但朱邦溪不听啊。

　　他还说，什么咱们家里，咱们叫军统局，都是为党国效力的，哪有什么家。说他眼里只有党国，没有其它。”

　　“也就是靠着有钱局长撑腰。”孟绍原冷笑一声：“哪天真的惹戴老板不高兴了，钱局长真的能护住他？我看也未必吧。

　　老哥啊，你得赶紧和他撇清关系，别到时候弄得自己一身骚，戴老板要迁怒到你，这事情可就真的不好收场了啊。”

　　“我晓得，我晓得。”郑锡麟连声说道，忽然又语带讥讽：“朱邦溪学着钱局长，三句不离礼义廉耻，可这娥皇女英，君子所好也。”

　　“娥皇女英，君子所好”这句话一说出来，孟绍原和郑锡麟相视而笑。

　　钱大钧生平只打过一场胜仗，那还是北伐的时候，至此后再无胜绩。

　　这个人不光不会打仗，而且贪财好色。

　　他贪财，别人把他的名字倒了过来，把“钧”字改成了“钩”字，人送外号“钩大钱”。

　　他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当时，国军花了不少军费购买苏联的飞机，贪财如命的钱大钧把手伸到了购机款和购油款上，和空军司令周至柔欺上瞒下，虚报购买飞机数量，私分购机款。

　　两年后，苏联顾问来查账，东窗事发，周至柔推卸责任，钱大钧于是被撤掉了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