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说的没有错，跟他的学生时代一样。

　　老师正在对排排站在天福堂前的小学生们训话。

　　“同学们，接下来，要仔细听老师和讲解阿姨说的每一句话。回去能不能写好这一篇作文就在此一举了。”

　　易天跟在这一群小学生们的后头，进了天福堂的大门。

　　讲解员先是从当时创建天福堂的传教士夫妇说起，小学生们听得也十分专注。

　　个别学生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提问。

　　当然也有个别比较好动的男生显然对这个不太感兴趣，老师的眼光大多都跟在这类学生的身后。

　　当那位年青的姑娘讲到天福堂后来在解放前与解放后曾经一度是一所福利院的时候。

　　易天双眼放了光。

　　孩子们在天福堂前面的广场上就地休息的时候。

　　易天找到了那位年青的讲解员，一张年青的脸带着特别阳光灿烂的笑。

　　这位叫杨小燕的姑娘，是土生土长的Ｆ市人，从旅游学校毕业之后来到天福堂当了一名讲解员。

　　从小燕姑娘的口中，易天知道了一些讲解词里没有的东西。

　　譬如30年前天福堂福利院的院长，一位白姓的院长。

　　这位白姓院长与小燕姑娘奶奶是比较要好的朋友，小燕听杨奶奶说，那个年代生活不是太好，福利院的艰辛可想而知。

　　杨奶奶那个时候是医院的护士，在那个年代虽然不能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只能凭一已之力对院内的孤儿们提供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

　　易天似乎看到了希望，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但小燕姑娘接下来的话，却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沷下来一般。

　　小燕说，她奶奶在前几年就去世了。最能够直接找到答案的关键人物却已经不在人世，倒是十分令人遗憾。

　　不管怎么说，总算找到了一些源头。小燕的家人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些线索。

　　小燕也十分配合，说其父亲小的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去福利院帮忙，他应该知道得更多一些。

　　小燕给了其父亲杨兴利的电话。

　　Ｆ市图书馆，在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杨兴利，时年五十有余，三十多年前，他已经十多岁了，应该是对当时的天福堂福利院比较了解。

　　杨兴利比较健谈，他一边将手里的书籍整理归类，一边回答易天的问题。

　　他说，70年代的生活是困苦了一些，他们家里有五个孩子，父母的工资也不高。

　　虽然生活过得不是太好，但其母亲却是一个十分良善之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时常与天福堂打交道。

　　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些时常将生下的孩子丢弃在医院的事情发生。

　　这些孩子最后都被送到了天福堂，一来二去，杨母就和天福堂的院长熟络起来。

　　印象中，天福堂的白院长要比杨母年长一些，特别慈祥的一位院长。

　　那个时候，好像听杨母说过，白院长是一个好人，她没有结过婚，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是将福利院内的所有孩子当成了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对待。

　　上小学和初中的周末，杨兴利和两个姐姐总会被母亲带到福利院帮忙。

　　两个姐姐帮忙给孩子们洗衣服，而自己就帮忙扫地。

　　院长会留下他们一起用饭，福利院的伙食不太好，时常都是清粥，每个人配一个馒头片。

　　不过那个时候，他倒觉得那清粥特别好吃。

　　特别是那么多个孩子排排坐一起喝粥喝得吸溜吸溜响的那个壮观场面，让人觉得十分有食欲。

　　杨兴利说到这里的时候，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他说，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就算是清粥也没有多余喝的，每个人不能超过两碗。

　　两个姐姐很懂事，只是喝一碗就主动放下了碗筷，将自己的那一份留给别的孩子。

　　当易天问道，在1980年的时候，福利院有没有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子被国外的夫妇收养的时候。

　　杨兴利说他不太清楚，但他知道，那个时候，福利院有很多孩子据说找到了外国妈妈，被外国妈妈领到国外过好日子去了。

　　他说，看见比较小的孩子，他一般没有怎么接触，有专门的阿姨照顾，再加上几十年过去了，也很难记得。

　　对于那位白院长，易天觉得希望不太大，杨兴利说过，白院长比他母亲年岁还要大一些，在世的希望有些渺茫。

　　果然不出所料，杨兴利说那位白院长去世得更早，大概在天福堂被收回的那一年去世的。

　　当时他还带着他母亲去参加了白院长的葬礼。

　　至于福利院解散后，院里的孤儿们去了哪里，还有里面的员工如今也在哪里？

　　杨兴利却提供不了更多的线索。

　　他说当时只是听说福利院里的孤儿们被分流到了其它的福利机构，具体分到了哪些福利机构？当时他已经在外地上大学了，并没有机会关注。

　　至于里面的员工，记得那个时候只有三个稍微年长的阿姨，一个负责厨房里的事情，另两个负责孩子们的生活起居。

　　明明看到了希望，希望却又戛然而止，倒让易天觉得沮丧不少。

　　从图书馆出来，在街边的面馆要了一碗牛肉面。

　　牛肉面牛肉很地道，也很大块，混合着一种八角和香叶的味道。

　　当然，也够辣，尽管他跟老板说的是微辣，还是辣得够呛。

　　辣得舌头发着麻的时候，猛灌了半瓶矿泉水。

　　实在是吃不下去，坐在那边对着空气哈气。

　　又觉得实在不甘心，拿出手机给杨兴利去了一个电话。

　　“杨先生，冒昧地问一下，您母亲是在哪家医院工作？”

　　“市人民医院。”

　　“当年，与天福堂打交道的只有您母亲一个人吗？还是有医院其它的同事？”

　　杨兴利沉吟了一下：“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我记得当时和我母亲一起工作的高莉高阿姨有的时候会跟我们一起去福利院。”

　　“那，那位高莉阿姨您知道她的消息吗？”

　　“高阿姨她，去年仙逝了。”

　　“好吧，请问您母亲的全名是？”

　　“李秋芳。”

　　“好的，非常感谢杨先生，如果您能想起什么当年的事情，烦请给我来个电话。”

　　“那是当然，配合警方办案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