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判大会结束，完成了押解任务，我直接去了招待所附近的新华书店。

　　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感到了业务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法律知识方面，手头经常在翻的《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解答不了现实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我在法律类书窗翻看了不少的书，觉得没有特别想买的。

　　于是去看最新的期刊。

　　在那里我看到有一本封面写着“自修大学”的期刊。

　　仔细翻看是一本创刊号，关于文史哲经类的自考辅导刊物，里面有不少我看着很陌生又新奇的高等教育专业课的辅导内容，其中有两个课程特别吸引我：一个是法学基础理论，另一个是刑法学。

　　我如获至宝把那本杂志买了下来，抽空认真阅读，感到对自己很有帮肋。

　　后来通过邮局订阅了84年一年的《自修大学》杂志。

　　虽然化去了我近2个月的津贴费，但身边仿佛多了一个老师。

　　我认为，那个时期我的业务能力的进步，除了实践积累，不可否认那本杂志所起的重要作用。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通过自学考取大学文凭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

　　83年度的老兵复退工作并没有因为繁忙的严打工作而受到影响，不过退伍的人数较上一年大为减少，应该也有保留骨干力量的考虑。

　　5个4年度的老兵只走了曾根友一个人。

　　虽然已经习惯部队这个特殊群体的聚散离别，但总还是有些难舍难分。

　　尤其是在他为了留队不惜选择最辛苦的为大家烧饭服务的岗位，可以说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不过军人最大的特点还是服从，他也没有给组织提出任何的要求。

　　在我们私下交流中他提到过，如果不能继续留队，最好能入个党回去。

　　那时战士入党指标很少，而且我们是个新建派出所，与西泽派出所合建一个支部，那就更难。

　　拍好集体照，召开欢送会，大家逐个临别留言时，邱士良引用了《红楼梦》里的一句对白：

　　“人生少聚多别离，…”

　　不曾想那句话令曾根友当场两泪纵横，忍不住扒在桌上发出了男人少有的哭声。

　　我理解这泪水不仅包含了整整4年的战友情谊、对部队的留恋不舍，还有一份历尽百般努力不达目标的失落，和对无法预知的未来的纠结不安。

　　大家心里都明白，留下不走的，基本上不是提干部就是改志愿兵，就不会再回农村。

　　果不所料，没过多久，提干的命令分两批陆续下达，留下的4个捌零年入伍的老兵都提拔为现役干部。

　　邱士良和沈国兴继续留在所里。

　　钱法根命令下到高塘派出所，又到了徐智强所长的手下。

　　王国民命令下到爵溪派出所，去了老治保徐正财工作过的老单位。

　　不过他们俩没当即去新单位报到，而是直接抽调去县公安局帮助工作、集中办案。

　　那时面对这么多的收捕对象，光靠预审股的那几个民警根本忙不过来，只能各单位抽人。

　　没过多久，我当班长的命令也经大队核准下达，四个来自温岭的新兵也补充到了所里。

　　我成了十四个战士的“兵头”，部队严格规范的行政管理和当时面临的繁重的公安工作任务，双重重担有很大一部分压到了我不满20年的年轻肩膀。

　　好在有领导们的有力支持，以及战友们的大力配合，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我已完全从考试落榜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所里里外任何事我都冲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