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喜成对自己的枪法一向很自信，对此廖斌也深信不疑。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出乎他们料外的奇寒天气，使冻得全身颤抖的崔喜成失去了水准，那一枪没有让张德旺毙命，只是昏了过去，子弹距离他的心脏还有将近两厘米，因此他还活着。

　　苏联边防军的战士们用张德旺的降落伞把他拖行了一两公里，然后乘坐一辆有棚的军用卡车回到驻地，马上向苏联远东边防司令部进行了汇报，得到的命令是，立即将张德旺送往赤塔医院抢救。

　　一路上，张德旺一会昏厥，一会清醒，只要是醒来他就会哆嗦着断断续续地说：“冷，我冷……救救我……救救我，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的那个哥哥，开的……枪，什么……什么哥哥，不救我……还要打死我。冷，我好冷，你们救救我……救我，我都会说，我们来的目标，就是……就是你们的坦克司令……坦克……”他像梦呓一样，没一会就又失去了知觉。

　　这个时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上将的副官尼美宁中校，连夜带着两名助手乘车赶往赤塔医院，当他第二天的晚上赶到时，张德旺已经死去了，只获得了他随身带的手枪、手雷、伞兵刀、更多的是雷管和一部电台。尼美宁询问抢救过程时，医生说，张德旺不是死于枪伤，而是由于负伤后身体衰弱长时间呆在室外被冻死了。这让尼美宁十分光火，他满指望从张德旺这个活口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已是完全不可能了。

　　他把几个押送张德旺的士兵集中到一个房间里，朝他们大发了一顿脾气，吼道：“空降下来的敌人肯定是一个战斗组织，不可能就是一个人，其余的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你们没有抓住，甚至没有发现他们，只抓获了这么一个，还被冻死了，你们这是最大的失职，我真是应该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送到军事法庭去接受审判！”

　　士兵们立正笔直地站在他的面前，一个个被训斥得面色苍白。

　　发完了火，尼美宁便让助手做记录，让士兵们集体回忆抓捕和押送张德旺的过程，不准放过每一个细节。士兵们便互相补充着讲述起来，当讲到张德旺在军用卡车上像梦呓一样说了很多话时，大家却卡壳了，因为他们不懂汉语，谁也不知道张德旺说的是什么。

　　尼美宁却不管这些，仍然火气十足地说：“我不相信你们一点都听不懂，仔

　　细地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发音都要想，好好地想。”

　　士兵们都面面相觑，因为这真是强人所难了，但是他们必须得苦苦地想。

　　一个冥思苦想的士兵突然兴奋地说：“我听到他说锅锅（哥哥）”

　　尼美宁认真琢磨了一会，不知所以然，就说：“很好，继续想。”

　　过了一会，又一个士兵说：“我听到他说坦克。”

　　由于中文的坦克与俄语的TaHk都来自英语的Tank，发音相同，立刻得到其他几个人的认同，纷纷附合说：“对对对，是坦克，他说了坦克。”

　　尼美宁听了很是振奋，但是他不满足，像榨油似的逼着士兵们又想了一阵，再无结果，这才把大家放了。

　　其实，尼美宁相信士兵们对敌特的空降区域一定进行了认真仔细地搜索，令人疑惑的是，除张德旺之外的敌特怎么就能从士兵们的眼皮底下逃得无影无踪了？

　　另一个让尼美宁感到疑惑的是士兵们说到的坦克，难道敌特是为着远东边防军部署的四个坦克旅而来？屈屈的几个特务敢对他们下手，这是不可能的，也与远东边防军司令部掌握的敌特动向完全相悖。

　　自朝鲜开战，中国的军队开赴朝鲜战场以来，美国多次派出C——46运输机侵入到朝鲜、中国的东北和西伯利亚空降突击队进行袭扰、破坏和搜集情报，然而他们每次都是或被歼灭，或被抓获，有来无回。从对抓获的敌特口供来看，他们的行动都与朝鲜战事有关，难道这次是个例外？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不延误时间，他马上打电话向远东边防军司令员克雷洛夫将军进行了汇报，克雷洛夫听了他的汇报，对他的第一个疑问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敌人能在士兵们的严密搜索下逃脱，说明来的敌特身怀绝技，智计过人，因此更加危险。我现在就命令赤塔第三集团军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加强铁路沿线区域和中苏边界的警戒和巡逻，对可疑人员一律严加盘查，这也许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争取。”

　　当尼美宁汇报到士兵们说的坦克时，克雷洛夫将军竟笑出了声，说：“这恰恰是解开我们疑问的一把钥匙，你回来吧，到了司令部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尼美宁听了这话，更是加大了疑问，他不顾长途赶路的劳困，片刻未休未眠，急忙赶回远东边防军司令部。

　　克雷洛夫一见着他便笑着说：“一直没有想出答案，是吧？”

　　尼美宁说：“是的。将军同志。”

　　克雷洛夫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纸，递给尼美宁说：“这是从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的三份情报，看看吧，看完你或许就明白了。”

　　尼美宁看到第一份情报写的是：

　　1950年9月1日，中共装甲兵司令部成立，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

　　第二份情报是：

　　1950年中共代理参谋长聂荣臻决定，到1953年中共建成有十一个坦克旅，共一千辆坦克的装甲兵部队。

　　第三份情报是：

　　为帮助中共筹建装甲兵部队，苏联军方决定派出苏联远东军区装甲集团军司令员安东·彼得洛维奇·奥洛夫中将和他的副官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列别杰夫，秘书达尼亚·安德列耶夫娜·斯托罗尼科娃即将前往中国。

　　刚开始时，尼美宁还是满脸释怀的样子，看到最后却是眉头紧锁。克雷洛夫便问：“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尼美宁说：“奥洛夫将军要去中国，当然要从西伯利亚入境，然后再从满洲里转乘前往北京的火车。这次敌特选择西伯利亚空降，显然走的是与奥洛夫将军同一条路线，敌特的目标肯定就是即将前往中国的奥洛夫将军了。”

　　克雷洛夫说：“正确。但是就这些吗，没看出这些情报的背后还有什么别的名堂吗？”

　　尼美宁说：“我觉得第一份和第二份情报都是情报部门比较容易掌握的，这第三份情报就很蹊跷了，他们能知晓我们的奥洛夫将军即将前往中国，说明我们内部甚至是内部的核心部门有他们的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窃取我们的情报。”

　　克雷洛夫十分欣赏地说道：“完全正确。我们要感谢佐尔格过去在东京建立的情报系统，虽然这个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份情报，否则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内部还藏着蛀虫呢。”

　　尼美宁忧虑地说：“奥洛夫将军还没有动身，对付他的敌特已经提前空降，而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对他的一举一动似乎了如指掌，让人实在担心他的安全。鉴于这种情况，是不是改变一下行程计划，比如乘飞机去？”

　　克雷洛夫说：“我可以和他谈谈，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同意。一个曾经横穿欧洲大陆，一直打到柏林的坦克老兵，会把这些放在眼里吗？我太了解他了，越是出现这些危险情况他越会气势汹汹地迎上去。”

　　尼美宁听他这样说，反而笑了起来，说：“那我们就把有关情况向他通报一下，是吧？”

　　克雷洛夫说：“当然，不过要讲点策略。我这个朋友是个非常自负，脾气又很大的家伙，你千万不要说担心他，否则他会很生气。”

　　尼美宁听了不由又笑出声来，说：“没想到，这位坦克英雄竟是小孩子脾气。那好吧，我们讲点策略。咱们司令部有一个习惯，欢送一个人离任时一般都开个舞会，但是奥洛夫将军任务特殊，情况也复杂，开舞会显然不合适，我们就搞个小型宴会，然后适时向他通报一下情况，您看怎样？”

　　克雷洛夫说：“宴会也不要搞，今晚我请他吃饭就行了，你来安排，搞得好一点。”

　　当晚七点整，奥洛夫将军准时来到了司令部的小餐厅，这位已经近五十岁的将军见到克雷洛夫依然像士兵一样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司令员为我践行，那么一定有壮行的伏特卡喽。”

　　克雷洛夫笑着说：“当然。苏联红旗牌的伏特卡。谁不知道奥洛夫将军的三大爱好呢？文学、伏特卡、大烟斗。所以伏特卡是必须有的。”

　　奥洛夫开怀大笑起来。一边把脱下的军大衣交给一旁的尼美宁，一边走到餐桌前很有兴味地查看饭菜。尼美宁连忙介绍说：“上将同志为您准备的有酱鱼片、芝士鸡、香煎鱼排搭配蘑菇酱、奶油鸡肉饼搭配香浓芝士酱、鱼子酱蛋糕加西红柿。汤是红菜牛肉汤配蒜蓉小面包、酸牛奶。甜点或水果有肉桂葡萄干烤苹果、哈密瓜、冰激凌。”

　　奥洛夫高兴地搓着手连声说：“好好，都合我的口味。”

　　他脱下了军大衣却不摘下帽子，即使从零下十多度的室外来到二十多度的室内，温度相差三十多度，他也没有摘下帽子的意思。克雷洛夫和尼美宁都知道，他不愿意别人看见他头部和身上的严重烧伤。

　　1942年夏，希特勒席卷欧洲的“巴巴罗萨”计划实施的第二天，奥洛夫所在的坦克师在立陶宛与德国第4装甲集群属下第6装甲师打了一场迎击战。面对前方和左右黑压压的敌人坦克和炮火，奥洛夫与战友们顽强抗击，打得对方的坦克一辆接一辆的起火。德军便急忙调来炮兵协助作战。一门距奥洛夫驾驶的T—34坦克不到百米的榴弹炮击中了他的坦克，后油箱起火，驾驶舱内的的温度随之迅疾蹿升着火。

　　作为坦克旅的旅长奥洛夫却没有打开舱盖逃生，而是极度愤怒地盯住那门榴弹炮，命令驾驶员开足已然着火的坦克冲去，同时口中大声喊着：“碾死他们，碾死这些狗杂种！”顷刻就把那门炮碾在轮下。他在战友们钻出坦克后，最后一个跳了出来，这时他已经像一个火人，滚到一旁的泥洼里就昏了过去。严重的烧伤使他的头顶至今也长不出一根头发，光亮亮的，大面积的伤疤就像一锅米粥从他的头顶倒下来，流向脑后，流向后背，疙里疙瘩的。幸运的是，他前面的脸部没有太大的损伤，依然是鼻直口阔，浓密的八字胡须，一双眼睛总是神情严肃地扫视着一切的样子，让下属看了有一种敬而远之的畏惧感。

　　克雷洛夫首先举杯说：“为了中将同志此行平安顺利，干杯！”

　　奥洛夫举杯说：“谢谢。干杯。”

　　接着克雷洛夫问起他的出发时间和准备情况，奥洛夫立即来了兴致，介绍说：“中国要从无到有建立一支坦克部队，需要大量的有经验的人才和大批的装备。现在派我去他们的国家打前站，做好培训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说明我们的国家军事部（苏联国防部的前身）已经全部答应了他们的需求。不过，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他们新任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同志是个恨不得一天当作二十年的人，各项工作抓得又急又紧，我要赶紧过去，和他衔接好。”

　　克雷洛夫说：“我听说你们很熟识？”

　　奥洛夫说：“是的。十几年前，许光达同志曾经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列宁学院中国军事班学习，有一年我们红场阅兵，他和其他的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观礼，我负责接待。给我的印象是，他虽然是个能征惯战的指挥官，但是看去更像一个温文儒雅的文人。那时候他刚对一九一八年松姆河之战的德国坦克表现写了一篇论文，很有见地，因此我们展开了热烈讨论，我们很谈得来。后来，他还作为我们边防军司令部的苏联代表，到新疆调解盛世才和马家军的纠纷，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非常渴望见到他，去中国帮助他，愿意和他讨论关于坦克方面的一切问题。”

　　克雷洛夫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有些情况你必须掌握。”

　　接着，他就把敌特在赤塔郊外空降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一遍，随后又把三份情报中的最后一份递给他看。当奥洛夫的目光从那份情报移开时，已是怒不可遏。

　　克雷洛夫说：“你去中国北京的路途遥远，一路上很可能明里暗里的敌人都在盯着你，有机会就会搞些暗杀或窃取情报的勾当，你看是不是改变一下行程？”

　　奥洛夫断然拒绝了，坚定地说：“不用，因为我后面去中国的同志也要走这条路线，我要给他们探路啊。请上将同志放心，我不会给敌人任何机会。不相信就让他们来试试，我会把他们像臭虫一样一个个地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