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一起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离开重庆的行动计划。

　　按照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与日本相呼应后，由云南军队首先出面通电全国：

　　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

　　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的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

　　接下来，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切断抗日政府通过桂越边界和滇缅边界得到外援的可能。

　　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去昆明，这让戴笠嗅出了汪精卫准备出逃的味道，戴笠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但却毫无办法。

　　思来想去，7号夜晚，戴笠来到了陈立夫的公馆，决定把事态的严重性给陈立夫汇报。

　　“陈部长，汪精卫打算去昆明演讲，恐怕里面有猫腻。”戴笠说道。

　　“有什么猫腻？”陈立夫望了眼戴笠问。

　　“根据上海发回来的情报，高宗武和梅思平已经同土肥原贤二达成秘密协议，我担心汪精卫会借机外逃。”戴笠回答说。

　　听到戴笠如此说，陈立夫沉默着，眉头紧皱，他在思考着戴笠的话，权衡利弊。

　　“汪兆铭毕竟是副总裁，他有行动的自由，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没理由阻止他的行动，这事必须给委员长汇报。”陈立夫思考了一阵说。

　　“我昨日已经给委员长行辕发去电报了，但至今委员长那边还没有回复，明天就是号了，怎么办？”戴笠征求着陈立夫的意见。

　　“顺其自然吧。”陈立夫说。

　　见陈立夫是这个态度，戴笠只有起身告辞了。

　　其实，戴笠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号，蒋介石抵达重庆，汪精卫不得不改变计划。

　　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汪精卫、孔祥熙、叶楚伧、王宠惠、朱家骅等人谈话。

　　谈话开始后，汪精卫坚持着对日主和，他表示：

　　“目前，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但蒋介石的发言，意思恰恰与汪精卫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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