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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二零五三年中期进行的战略调整，改变了整个大战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大陆战场成为了绝对的主战场。虽然在此期间，海洋战场上也打得如火如荼，还爆发了几次影响重大的海战与登陆战役，但是直到俄罗斯战败，海洋都只是次要战场。

　　对牧浩洋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可以不再考虑作战上的问题了。

　　让周渝生担任海军参谋长，就是牧浩洋“甩挑子”的做法，即让周渝生去负责海军作战的事情。

　　牧浩洋这么做，也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必须解决、而且比作战还要重要的问题。

　　到二零五三年六月，第二阶段战争动员已经全面铺开。与第一阶段战争动员相比，第二阶段战争动员的重点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这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国家机器已经全部围绕着军队进行，所以需要由军方来明确经济转型的重点，至少得由军方制订军事物资的生产规划。

　　事实上，这正是战争部长的主要职责。

　　所幸的是，这并非牧浩洋一个人的工作，不然就算把他累死，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按照黄瀚林的要求，经济转型主要由战争部提出目标，然后与其他部门商议，根据具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制订能够实现的战争生产计划，再交给其他部门执行，由国务院总管生产工作。

　　也就是说，牧浩洋只需要提出要求，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变更生产要求。

　　结果就是，在六月份，牧浩洋几乎天天与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开会，共同商讨具有实际价值的战争生产计划。

　　通过这份工作，牧浩洋对国家的战争潜力有了足够深入、全面的了解。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人口总量是八亿七千六百万，统计误差在百分之一以内，即实际人口在八亿八千五百万到八亿六千七百万之间，可用劳动力为二亿七千万，战时动员后能达到三亿八千万。

　　客观的讲，这个比例并不高。

　　要知道，美国在人口只有七亿左右的情况下，战时动员后的可用劳动力达到了四亿二千万，比中国还多了四千万。

　　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即中国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才迎来生育高峰。

　　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渡过了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结构偏轻，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七。主要就是，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人口暴减现象，随后国家大力鼓励生育，在二零三八年之后迎来了生育高峰期，人口才恢复正增长。

　　相对而言，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平缓。

　　人口结构，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总体战略。

　　说白了，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仅看本国人口、特别是可用劳动力，中国的战争潜力不如美国。只是，这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如果以十八岁为可用劳动力的下限，那么到二零五五年，中国的可用劳动力就能达到三亿九千五百万，而美国将减少到四亿零五百万。到二零五六年，中国将突破四亿，美国则将减少到四亿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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