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的秋天，我随着总部工作组到驻守在我家乡的一个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结束以后，我向工作组的领导请了几天假，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做短暂停留。

　　由于父母都早已不在老家生活，这一次我回老家只准备住两三天的时间，主要是想见一见多年没有谋面的亲戚、同学和朋友，了却自己的一份心愿。

　　与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全兴，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把我安排在县城一个装修还算不错的宾馆里。

　　杨全兴知道了我这次回家的安排和想法之后，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应当先去看看我们一起上中学时候的班主任贾老师。”他告诉我，贾老师退休以后就由于患了严重的脑血拴，治疗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是落下个半身不遂。在老家的同学们几乎都去看过他，有的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听杨全兴讲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在外地当兵这么多年，我连信都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也很少向别人打听过他的消息。

　　贾老师是教我们历史课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略微有点驼背，走路时上身总是左右摇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平时堆满了和蔼的笑容，只有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才会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表情丰富的面孔，演译着风云变幻的历史话剧。

　　他很少批评人，有时候有的同学做错了事，他也只是片刻敛起笑容，脸上泛着红晕，慈祥的目光看着你，好像做错事的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我们班在他当班主任期间，组织纪律、学习态度一直是全学校最好的。我在参军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偶尔能够想到贾老师注视着我们的时候，那种希冀和自责的目光，特别是在我自己做了错事之后。

　　贾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他住在我家邻乡据说是最穷的一个村子里。他的家不难找，“房子最破的就是他家！”——在村口有人这样给我讲。

　　几间草屋与周围的砖瓦房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我敲了敲虚掩着的院门，轻轻地喊了一声：“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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