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三：天魔声音

　　天使‘女’王听着自己那个声音：“那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个或那个作家是个资产防级的人，对教会和国家发表了反动的或进步的意见。这种坦率的决定论与通常的lun理学上的判断之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这种决定论假定“意识”必须从属于“存在”，资产阶级的人不能不算一个“存在”，而通常的lun理学上的判断就可能完全否定了上述的见解。在苏联我们注意到，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而后来加入了无产阶级的作家，他们的忠诚常常会受到怀疑，他们在艺术上或为人方面的每一失误，都会被归咎于他们的出身。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如果“进步”意味着直接从封建主义经过资本主义而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进程的话，那末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赞扬任何时代的“进步分子”便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赞扬处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与残余的封建主义势力作斗争对的资产阶级。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批判作鼠或者，象斯米尔诺夫(．)和格里勃( rib)等对“庸俗社会学”持很严格的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资产阶级作家可以由于他们具有普遍人‘性’而“得救”。因此，斯米尔诺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莎士比亚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他作为资产阶级纲领的代盲人以人道的名义首先向封建的秩序提出了挑战。”：9但是，人道主义的观念和艺术普遍‘性’的观念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在其揭示一个作家的作品中所含蓄或潜在的社会意义时，显出它最大的优越‘性’。就这一方面而吉。那是一辞闻明‘性’的方法，和那些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尼采的或巴勒多(。)的见解之上的阅明‘性’方法是相类似的，并与谢勒(f)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601—08y。f dee)也是相类似叭上述这些知识分子对理智、对公开宜称的主义和纯粹的声明部是怀疑的。他们之间的主要分野表现在尼采和弗洛伊镕的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而巴勒多对“剩余”(due5)和“衍生”(de rivatives)的分析方法以及谢勒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则都是社会学的方法。

　　谢勒、韦伯和里海姆等人著作所阐述的“知识社会学”是‘精’细地构想而成的，。它不但注意到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立论上的先决条件和含义，而且也强调隐藏在调查者背后的没想和倾向‘性’。因此，“知识社会

　　学”是自我批评和自我意识的，甚至进而达到病态的程度。比起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等学派来说，它也较少把单一的因素孤立地提出来，当作事物变化的唯一决定围意。不管在孤立地提出宗教因素上如何失比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研究试图解释意识形态的因素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体制的影响，而以前则只是强调经济对意识助影‘吮’“把文学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作一相似的调查研究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尽管它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要把狭义的文学因索孤立地提出来，似乎如同把宗教的因素孤立地提出来是一样的因难，同样难于回答到底其影响是由于这一因素本身呢，还是由于其它力量。对于这些力量来说，那种因素不过是一座“神殿”和“渠道”而已。32

　　然而，“知识社会学”常常‘蒙’受本身过分的历史主义之害；尽管它的命题是将冲突的看法综合起来加以折中而达到“客观”，但最终还是走向怀疑论。“知识社会学”应用到文学上时，也因无法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而暴‘露’了它的缺陷。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知识社会岁由于接受一个非理‘性’主义的解释，因此不能为美学以及文学批评和评价提供理‘性’的基础。当然，所有对文学的外在因素的研究都有同样的缺陷。没有一种因果‘性’的研究能够很恰当地分析、描述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

　　但是，“文学与社会”的问题，显然可以来用许多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印采用那些象征的或富有意义的关系的术语如：一致、协调、连贯，和诣、结构特‘性’和文体类比等，或者，我们也可以采用无论什么术语．只要它能够指明某一文化的整体‘性’及其它人的各种不同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可。索罗金( rokin)曾清楚地分析了多种可能‘性’，结论是文化整体‘性’的程度随着社会的不同而不同。

　　马克思主义从未确定文学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因此，有许多基本问题几乎还没有人着手研究过。例如，我们偶然可以找到一些主张社会决定文学类型的论调，说什么起子资产阶级，甚至还可以看到达种论点的基本态度和具体表现形式伯格姆(8u m)就不那么有说服力地断言悲喜剧的产生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严肃羼入贵族阶级的轻浮”。z‘那么，是否有特定的一种社会决定因素促使象‘浪’漫主义那样广泛的文学风格的产生呢?‘浪’漫主义虽然与资产阶级有关，但其意识形态是反资产阶级的，至少在德国从它兴起时就是这样。尽管有些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显然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但它们的形式与风格、类型和实际的文学标准的形成究竞其社会起因何在还罕有确实可靠的论证。

　　很多学者曾试图就文学的社会起因作比较具体的研究。如比歇(K．Bucher)提出“诗歌起源于劳动的节奏”的片面观点；许多人类学家也研究过巫术对早期艺术的作用；汤姆森(。n)以渊博的学识研究了古希腊悲剧与当时的宗教祟拜和仪式以及与埃

　　斯库罗斯时代那种民主的社会改革之间的具体关系； 考德威尔(dell)曾颇为天真地要在民族感情和资产阶级个人自由的“幻想”中研究诗的起源。：s

　　只有在社会对文学形式的决定‘性’影响能够明确地显示出来之后，才谈得上社会态度是否能变为艺术作品的组成“要素”和艺术价值的一种有效部分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说，“社会真理”如果不能成为那样一种艺术价值，至少也能确证作品具有复杂‘性’和连贯‘性’这样一类的艺术价值。但达却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有些文学名著与社会的关系很小，甚至没有关系；就文学理论而言，社会‘性’的文学只是文学中的一种，而且并不是主要的一种。除非有人认定文学基本上是对生活的如实“模仿”，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模

　　仿”。但是，文学并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通常人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形式，一种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通过对文学的分析，目的是要获得“中心思想”。研究着们用这类概括‘性’的术语对艺术品加以总结和‘抽’象往往受到鼓励。较早的研究则把这种方法推向荒谬的极端；人们会特别想到象乌尔里希(H．徽。比ci)这样的德国莎学家，他曾把《威尼斯商人》的中心思想说成是“强制执法是不公正的”。’虽然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厌倦了这种过分的思索和推理，但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论文来处理的议论仍旧存在着。

　　与此相反的意见是完全否定文学和哲学的任何关系。在一篇题为《哲学和诗欧》的讲演里，搏厄斯非常直串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速诗。’

　　从艾赂特的观点看，“莎士比亚和但丁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思考”。：人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同意博厄斯的观点，即多数诗歌(他所谈的似乎主要是抒馈诗)的理‘性’内容往往被夸大了。如果我们对许多以哲理著称的诗欧做点分折，就常常会发现，其内容不外是讲人的道德或者是命运无常之类的老生常谈。象勃朗宁(R．Bfon5n8)那些维多利亚诗人们的作品中玄妙的句子， 曾经给许多读者以启示，但今天看来，不过是原始真理的袖珍版而已。‘即使我们可能从诗中‘抽’出某些一般‘性’的命题，象济慈的“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之类．但我们仍然需要尽力去分辨这一可以转换的命题究竞耍讲什么，只有当我们读一首诗，达首诗用具体的形象描述艺术骸力的永久和人类感情以及自然事物的美的短暂，在结尾看到达样的句子，才能获得明确的概念。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这就分解了艺术品的结构，硬寨结它一些陌生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