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苏亦骑着三轮单车，拉着许婉韵从北大招待所往西门公交车赶。

　　单车后座上，则坐着许婉韵，此刻的许姐姐，并没有穿着裙子，宽大的墨绿色军装裤，让她多了几分飒爽。

　　在晚风的吹拂下，稍微凌乱的发丝，却让人显得愈发的柔美。

　　这是两种矛盾的气质，却相得益彰，一下子，让她成为燕园傍晚最靓丽的风景线。

　　三轮车货架上放着许婉韵的行李还有携带的各种特产。

　　等他骑着三轮单车出现在招待所楼下的时候，许婉韵也满脸愕然。

　　连连感慨，她这个北大长大的姑娘都没有他会利用资源。

　　而边三轮单车，则是苏亦拉着马世昌去食堂大叔借的，吕遵额教授可以借三轮车去裴文中先生家里拉书，苏亦觉得自己跟食堂大叔借一下买菜用的三轮单车也是可以的。

　　也确实没啥问题，一份小特产，换取单车一个小时的使用权，足以。

　　主要是许婉韵的行李不少，那么多回礼的特产，燕园又大，本来许婉韵是不打算苏亦相送，但他还是坚持了。

　　才认识没多久，又是送特产又是送书，这样的热心大姐姐，苏亦也没法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享受对方的好。

　　实际上，许婉韵是凌晨的火车，但是这个年代海淀到城里的交通极为不方便，没啥出租车不说，公交车也少，只好提前赶去，为此，必须待在火车站候车室多等几个小时，要是晚点的话，在火车站熬一个通宵也是有可能。

　　苏亦本来是打算直接送许婉韵到火车，被对方拒绝了。

　　因为她同行的，还有两女一男，都是从上海到北京复试考生，这种情况下，苏亦也没有坚持。

　　临别的时候，许婉韵还让他有时间可以去上海找她，还给他留下她家在复旦的住址。

　　如果搁后世，这种临别，一个拥抱少不了，奈何，现在是78年，所以，苏亦也只是获得许婉韵一个摸头杀。

　　实际上，他们考古专业五人组，许婉韵并不是第一个离京的人，第一个离京的是姚华山，老姚复试结束的第二天就直接离开，因为他们考古所缺人干活。

　　然后，第二个离开的就是黄妘萍，今天早上走了。

　　许婉韵是第三个。

　　现在只剩下他跟马世昌了。

　　所以等他告别许婉韵，继续蹬着三轮单车回招待所的时候，马世昌就过来串门了。

　　也是跟他道别的。

　　马世昌是明早走。

　　他要回敦煌，路程比所有人都要远，或者说都要偏远。

　　然而，马世昌并不只是过来跟他道别那么简单。

　　他也是过来送礼的，而且，巧合的是，也是送书，“听婉韵说，你对敦煌学感兴趣，所以特意给你带来这本书，不过我只有卷一，剩下的，我也没有，所以你如果感兴趣的话，未来就要靠自己收集了。”

　　说着，就把一本书递给苏亦。

　　上面则是一排法文：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下面还有一行较小的字母：PAUL PELLIOT.

　　苏亦愕然，“马哥，法文原版，这书也太贵重了吧。”

　　拿到这本书，苏亦也是一阵感慨。

　　好像他这些同门师兄师姐，都喜欢送他礼物，而且一送就是送书。

　　之前，马世昌就已经给他一份宿白先生关于敦煌的讲义《敦煌七讲》，这本讲义是当初宿先生去敦煌做专题讲课，然后讲课内容被编撰成为讲义并没有出版，只是后来敦煌研究所开始油印出来才在内部流传。

　　没有想到，今天又给自己一本书。

　　送礼的风格如出一辙。

　　甚至，姚华山离开的时候，也给他一本《西安半坡》，实际上，黄妘萍也没有落下，她离开的时候也给苏亦一本，《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包括许婉韵赠送给他的《洛阳烧沟汉墓》，这这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考古报告。

　　估计这几个老大哥老大姐都担心，他没读过本科，也没有参加过田野发掘，所以，都有意识给他送这些书，让他补充这个短板。

　　然而，现在马世昌更加过分，直接把法文原版都拿过来了。

　　马世昌摇头，“贵不贵重，我不知道，这是我当年在旧书摊上淘来的，没几个钱。”

　　生怕苏亦不信，他说，“你马哥我又能够有多少钱啊，当年淘到这本书的时候，还挺高兴的，不过我这些年一直在敦煌，照片上的画面已经深入我的脑海中，估计此生难忘，已不需要借助其他人的指引了，所以我觉得你比我更加需要这书，而且，它是法文原版的，普通人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连英文都整不明白呢，更不要说法文，恰好，你的英文很好，再努力点学法文，赠送给你最合适，不然，我就算给老姚，他也看不懂。”

　　说到这个份上了。

　　苏亦还能够说什么呢。

　　普通人，看到这本书的话，会一脸懵逼，苏亦则还好。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敦煌石窟》，作者保罗·伯希和。

　　然而，它还有一个大众比较熟悉的名字《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有大量珍贵的敦煌石窟实景照片。

　　这是第一个把敦煌翻译成外文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敦煌会是“TOUEN-HOUANG”，而非“DUN-HUANG”.

　　因为这玩意就是法文而非英文。

　　要知道后世都是用“Tunhuangology”来代替敦煌学。

　　只要是跟敦煌学有关的著作，外文名字有Pelliot，基本上指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他昨天跟许婉韵说了敦煌经书被盗卖一事，说了王圆箓王道长也说了斯坦恩，但盗卖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外国人，除了斯坦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最为著名的人物，那就是伯希和。

　　所以才说伯希和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曾经从事文化掠夺的强盗。

　　伯希和的故事也很传奇。

　　只是昨天还没有讲完的故事，今天由老马同学来讲了。

　　“1906年，伯希和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为时大约两年的中亚考古调查，他的足迹远达西疆喀什和库车托木舒克地区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

　　“在敦煌考察期间，不但为莫高窟数百座石窟编排窟号，并拍摄许多石窟内部塑像和壁画的照片，是第一位对敦煌石窟做全面记录的学者。”

　　“在敦煌，伯希和通过与王道士多次会谈，最终以500两银子成交，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虽不如斯坦因多，但却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研究价值远高于斯坦因所购之物。这批文物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

　　说着，马世昌指着手中的书说，“这本敦煌石窟就是他在这期间拍摄编撰成册的作品。”

　　其实，伯希和的故事，苏亦也不陌生。

　　但马世昌难得有谈兴，他也不好打断对方。

　　毕竟，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故事，是有不同的解读的。

　　与英国斯坦因相比，伯希和来到敦煌虽然晚了近一年，但他的收获，却要丰富得多。

　　当然，他也比斯坦恩更豪爽一些，斯坦恩只给了五个马蹄银，差不多相当于200两白银，他买的比斯坦恩少，还多给了300两，所以，王道长也难得豪爽，藏经洞的经书也随他挑。

　　当初，官府下令封存藏经洞。

　　王道长偷偷买斯坦恩的时候，心中也慌得一笔，奈何，一年多过去了，啥事没有，王道长也放宽心了。

　　所以等伯希和出现的时候，他的胆子就大了不少。

　　随便给他挑选了。

　　如果不是最后事情败露了，估计王道长还在卖书筹钱修缮大殿。

　　然而，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

　　他把敦煌文物系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

　　不过这一年，光绪搁慈禧相续去世，举国哀伤，谁还有兴趣理会西北沙漠中的小洞窟。

　　然而，当伯希和把他获得一些藏经洞文当着中国学者面，拿出来炫耀的时候，这些经卷却震惊了俩人——罗振玉跟王国维。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许婉韵会感慨罗振玉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因为他虽然跟王国维都发现了这些敦煌经卷的价值，然而，他当时在清政府学部任职，有官方影响力，所以在他呼吁之下，藏经洞剩余的经书才得以保存。

　　实际上，也没保存多完整。

　　因为当这些经书从敦煌藏经洞搬出运往北京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还有考古学家容兰，一位在金石学，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学者。

　　然而，冯承钧虽然也在伪北大任职，但他跟其他的教员不一样，北平沦陷这年，他正好五十周岁，患风瘫病，瘫痪在病床上，无法到校并让学生到自家中，围着病床听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

　　这种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会去呵责这样一位为了生计、为了青年、为了学术而坚守的老先生呢？

　　这段历史，苏亦也不算陌生。

　　而，宿白先生是东北人，不仅读了伪北大，还读了研究生，他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

　　介于可宽容与不可宽容之间。

　　好在，有了冯承钧的力荐才有机会留在北大图书馆任职。

　　从此，在图书馆和文科研究所边研究、边工作、边读书、直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才离开图书馆，被调入考古教研室。

　　这是后话。

　　苏亦跟马世昌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及。

　　然而，今晚马世昌过来，除了赠书之外，还让他读书，读的并不是这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而是《白沙宋墓》。

　　跟之前众人赠送基本上一样，《白沙宋墓》同样也是建国初出版考古专著。

　　而且，跟之前的著作一样，都是从无到有建立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标准。

　　“51年的时候，宿先生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然而，这份报告，一直到57年才可以出版，作为建国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宿先生确立了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和标准，严格区分了报告主体和编写者的研究，是非常了不起的，值得你好好研读。”

　　“里面，注释部分的字数比报告正文还要多，通过这些注释，你就可以感受到宿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这本书，估计就是百年后，依旧是经典著作，如果你真的要追随先生的学术足迹，那么这本书，务必要认真研读。”

　　马世昌严肃的表情，让苏亦意识到他此刻的态度又多么的认真，这话并不是说说而已。

　　苏亦郑重点头，“师兄，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