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省博馆藏有限，河宕遗址出土的典型代表物也有限，所以，只能够在展览的形式上去做尝试了。”

　　这一次，河宕遗址成果展对王也秋局长一行人来说，已经足够让人惊艳了。

　　整个展览，在策展内容上的尝试，众人更是闻所未闻。

　　当王老问苏亦为何要在策展内容上做那么多尝试的时候，他也只能实话实说。

　　河宕遗址成果展，能够在文物上做的文章很少，没有那种可以成为镇馆之宝的出土物。

　　之前苏亦在白槿等人说到策展五大要素之一的镇馆之宝，并没有出现。

　　什么是镇馆之宝？

　　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于北京故宫，翠玉白菜之于台北故宫，越王勾践剑之于湖北博物馆，唐本真迹《上虞帖卷》之于上海博物馆……这些都算是镇馆之宝。

　　当然，镇馆之宝也不止一件。

　　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多不胜数。

　　所以大众才会喜欢给博物馆列个十大镇馆之宝。

　　北京故宫的不说。

　　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也不少，西周三大传世青铜器之二的散氏盘、毛公鼎都存放在台北故宫。

　　这三个传世青铜器，经常会被作为名词解释放入考题之中。

　　湖北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与曾侯乙编钟，尤其是后者，在博物馆展厅观看的时候，仅仅是视觉效果就极为震撼。

　　然而，放到广东博物馆，全国皆知的镇馆之宝，还真没有。

　　不说现在，就说，前世，GD省博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镇馆之宝，一个都没。

　　也不是说，广东考古发掘成果少，特色的文物少。

　　其实不少。

　　相对于北方震撼性的帝王陵墓发掘，广东迄今为止轰动全国的考古发现，有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遗址以及“南海I号”宋代沉船的整体打捞。

　　然而，但这些考古发现都在当地建造了博物馆，也就是所谓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省博，并未能收藏到这些本土考古发现中的珍贵文物。

　　所以省博的镇馆之宝，大多数人都是叫不出来名字的。

　　更不要说现在，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遗址以及“南海I号”****性考古遗址，不要说展出，就连发掘都影子都没有。

　　省博堪称镇馆之宝的文物，几乎没有，非要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话，马坝人化石算是一个了。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梁钊韬教授会说要是能把马坝人化石放入展览中的话，会让整个展览的学术价值提升一个高度。

　　省博没有镇馆之宝，河宕遗址也是如此，除了河宕人化石之外，其他出土文物也是平平无奇。

　　这种情况下，给参观者带来的视觉震撼，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下，苏亦只能在策展形式上想办法。

　　之前他提到的组合式文物排列。

　　其实很容易理解。

　　以前的出土文物陈列，基本上单个的，一个出土文物一个说明卡片，陶是陶，罐是罐，泾渭分明，互不干涉。

　　然而，苏亦却不是这样，他把这些东西都组合起来。

　　他用一张桌子，把河宕人使用的陶器，按照使用功能组合排列在一起。

　　陶器如此，石器也是如此，甚至骨器也是如此。

　　按照功能来组合，这种就是组合排列，没啥特别，后世的博物馆陈列展都是如此，然而，七十年代，国内的陈列展览还在起步阶段，苏亦随意的一个小改动都是引领策展潮流。

　　组合排列是如此。

　　叙事型展览也是如此。

　　前者很容易呈现，后者的呈现却不容易。

　　比如，他在河宕人的部分，就从人类起源的阶段去解说河宕人。

　　所以，整个单元展览看下去，就是一部人类进化史。

　　然而，他对整个策展的尝试。

　　并没有局限在这个方面。

　　他在展示河宕遗址发掘过程，也用叙事学的角度去诠释。

　　不过，他对叙事学的运用，更多是针对某个展览单元或某件展品进行叙事性展示。

　　这些展示属于局部叙事，而非整体叙事。

　　比如，河宕人化石，他其实也采用局部叙事的方式。

　　直接把人类起源嵌套在整个单元。

　　其实，他这个策展创意也不是独家的，他的创意是来自于前世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整个基本陈列展，就由“西汉南越王二代赵昩墓遗址本体展示”和“南越珍藏——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两部分组成。

　　直接将赵昩墓出土文物分为南越文帝、美玉大观、兵器车马、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宫廷宴乐等六个展示单元，着重展示文物的外观造型与艺术、科技价值。

　　其中，在玉器单元的设计中，就直接弄了一个动画短片《玉的旅行》，通过玉出昆仑、玉龙喀什河、河床掏玉、集市交易、玉入阳关、长安集市、玉匠制玉，玉入岭南、南越宫廷、南越成器，等系列事件来说明。

　　直接把玉的产地、交易与制作等一系列的过程进行了概念化的叙述。

　　这就是文物展示中的局部叙事。

　　不过很显然，河宕遗址并没有特别代表性的玉器出品。

　　苏亦想要弄一个河宕版“玉的旅行”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河宕遗址没有玉。

　　但陶器却特别多。

　　河宕遗址一万平的发掘面积就出土四万多块陶片，仅仅是遗址第三文化层就有一万多片，满目琳琅的陶片堆满了祖庙工作站的库房。

　　这种情况下，苏亦要不突出河宕遗址的陶器，就太白痴了。

　　要知道佛山石湾是可是有着“南国陶都”的称呼。

　　所以，苏亦在弄了一个“河宕人”之人类起源系列之外，又弄了一个“南国陶都”的前世今生系列。

　　只不过现场不可能有动画版本，这也难不倒苏亦。

　　没有动画，就手绘。

　　之前手绘那么多图片了，也不介意再多一点。

　　反正，这些陶片他也没少画。

　　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些陶器制作的背景图。

　　一个陶器是从哪里来的啊？

　　当然，是从选土开始了。

　　河边选土、陶器烧制、窑口成形、陶器分类，陶纹种类、陶器时代、元代文灶窑、明代南风窑、海上丝路、远销海外，石湾陶都，苏亦同样也把石湾陶器的故事，分成一个个小故事来叙事。

　　而且，都是用手绘图稿来完成的。

　　除此之外，还辅助各个时代的出土陶器。

　　河宕人在人类起源过程中太晚了。

　　只有四千多年，已经是正儿八经的现代人类了。

　　但是，在南国陶都单元，它又太早了。

　　可以算是源头。

　　在这个方面，苏亦弄成果展，就很有底气了。

　　再向王老众人讲究的时候，苏亦可以很自豪的说，“岭南是全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陶器的地区之一。岭南史前古陶是中国南方印纹陶的代表，其影响范围远至岭北、云贵甚至东南亚。唐宋时期的潮州陶瓷、明清时期的石湾陶瓷，清代的广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长期畅销东南亚、东亚、西亚、南亚、东非、北非和欧美，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了中国古代的器物文明和灿烂文化，影响并促进了诸多国家和地区陶瓷制造技术和工艺的发展。”

　　可能说到岭南陶器有点大。

　　所以，苏亦把话题缩小到石湾陶瓷。

　　“石湾历来有‘南国陶都’的美誉，有源远流长的陶文化底蕴，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制陶的历史，到唐宋时期已经非常发达，明清两代达到鼎盛，自明代起，石湾的艺术陶塑、建筑园林陶瓷、手工业用陶器等就不断输出国外。”

　　如果是外地人的话，或许会很懵逼。

　　明明说的是河宕遗址，扯到石湾陶都是啥意思？

　　其实这俩说的都是一个地方。

　　因为河宕遗址就位于佛山禅城石湾镇雾岗路河宕乡河南村旧墟。

　　而，石湾陶器太出名了，才简称石湾陶都。

　　说到这里，苏亦突然说道，“在陶器研究方面，杨队长是专家，要不，让杨队长来跟大家说说吧。”

　　然而，他刚说话，杨式挺就直接摇头，“小苏，别闹。”

　　众人笑。

　　显然，大家都认为苏亦这是要给杨式挺露脸的机会，不想一个人独占功劳。

　　虽然这种做法有些孩子气，却让在场观展的众人，心中对他多了一份好感。

　　这种幼稚带着笨拙的举动，才符合他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形象啊。

　　终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不知分寸的鲁莽少年。

　　“看得出来，你这小娃娃对陶器也蛮有研究，所以，像之前你跟我们介绍人类起源一样，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河宕遗址发掘出来的陶器有何特色吧，也让我们领略一下，你们石湾陶器之美。”

　　然而，王老也不给苏亦藏拙的机会，直接把他又给拎出来。

　　这个时候，杨式挺才说，“小苏，确实对河宕陶器有深入研究，之前整理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时候，我刚好病倒了，所以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小苏在整理，里面涉及到的三四万块陶片都小苏一片一片的登记在册，然后再分门别类，所以，现场之中要论对陶器的了解，其实不是我，而是小苏，所以，王局以及诸位领导，也不是杨某人谦虚，而是真不如小苏下的功夫深。”

　　王老才发出爽朗的笑容。

　　“你们这对师兄弟啊，也是真够可以的。苏秉琦先生对陶器可是有着深厚的研究，你们都是他的学生，这门本领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你这小娃娃还是听从你队长师兄的，继续给我们讲解你们河宕陶器的前世今生吧。”

　　苏秉琦先生在陶器排队断代方面是绝对的权威。

　　北大考古专业出来的学生，这项本领都不会错差到哪里去。

　　杨式挺比苏亦这个假冒的北大研究生更加具有含金量。

　　他学习陶器排队的本领完全就是来自于苏秉琦先生的言传身教。

　　他之所以不愿意替代苏亦讲解河宕遗址的陶器，完全是不想掩盖住苏亦的风头。

　　今天的成果展，可以说主角只有一个，那就苏亦。

　　杨式挺不允许任何人夺取他的风格，古运权不行，他自己也不行。

　　所以他刚才拒绝地很干脆。

　　干脆都苏亦想躲都不能躲。

　　既然不能躲，那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了。

　　“河宕遗址一共有四个文化层，第一层亦叫上文化层，出土少量唐宋铜钱、宋明清陶瓷器皿，宋代土坑墓、明清砖室墓，所以，对于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可以找到相对于的陶片标本。”

　　“第二层出土了新石器时代末的文物，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陶片、第三层也是如此，整个遗址出土了陶片4万余片，复原器20多件。”

　　对河宕遗址进行分期的时候，苏亦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之前，商志谭教授跟杨式挺参观遗址现场的时候，就撞见苏亦跟曹子均的对话，当时，惊讶不已。

　　这一次，同样也是如此。

　　让商志谭交手惊讶的不是苏亦对遗址文化层的分期，而是，苏亦接下来对河宕遗址的陶器的深入分析。

　　“要深入了解咱们河宕遗址陶器的话，我觉得有八点是不可忽略的。”

　　苏亦开头点题。

　　黄玉治副馆长再次充当捧哏，“哪八点呢？你小子倒是挺会总结特点的，之前，策展成功的五要素不说，还弄了一个展览三类型，现在又来一个河宕遗址陶器八大点，到底是哪八点，别吊大家的胃口，赶紧说吧。”

　　苏亦真不是吊众人口味，只是觉得这种解说太枯燥无聊了。

　　才下意识给出总结。

　　就好像考研简答题一样。

　　一来，基本上都是一二三四五点，直接罗列出来。

　　简单清晰，一目了然。

　　这种习惯，读研以后，倒是一直保持下来了。

　　现在也是如此。

　　见到众人期待的目光。

　　苏亦继续说，“一是河宕遗址的陶质淘系多种多样，夹砂陶、泥质陶、红陶，白陶，几何形印文陶、彩陶、软陶、硬陶同时并存，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现场，所以不能简单地以砂陶、软陶、硬陶这些类型来划分不同的年代。要知道硬陶的烧成温度经鉴在1000°C-1100°C以上，夹砂陶也有一部分为硬陶。”

　　江西仙人洞遗址发现之前，大家都认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标记，而，中国的陶器起源最晚也就是距今1万-9千年之间。

　　但实际上并不是。

　　江西仙人洞下层一直出土的陶器年代就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万年，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遗存，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年代的陶器遗存。

　　硬生生地将中国陶器起源提升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颠覆。

　　不过六十年代开始发掘的仙人洞遗址，一直到2012年才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78年的时候，可没有这个大发现。

　　在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之前，苏亦也不会特意去提及什么。

　　他解说，依旧放在河宕遗址的陶器上。

　　“二是陶色驳杂，不能简单地用一、二种颜色来代表……”

　　“三是器形和种类以夹砂圜底釜（饮器）、泥质或夹细砂圈足罐（容器）、圈足盘和圈足豆（盛食器）四大器类为主……”

　　“四是几何形印纹陶相当盛行发达……”

　　“五是河宕的几何印纹拍印技术风格比较深而清晰，阳纹线条结构比较粗疏，印纹的单位或叫母题比较宽大，有些一个印纹单位达4厘米。”

　　说到这里，苏亦忍不住补充，“这是很有特点的，它与周邻的南海灶岗、西樵鱿鱼岗、三水银洲豆兵岗、广州新市葵涌、番禺南沙鹿颈村贝丘遗址以及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的印文陶样最为相似，而与曲江石峡第三期文化、高要茅岗、东莞村头、圆洲以及粤东普宁后山、普宁虎头埔类型的印纹有较大差别。”

　　这种纵向比较，是需要收集大量的资料的。

　　就跟他之前弄的人类起源众多化石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没有多岭南地区多个考古遗址出土陶器类比，是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听到这里，在场的专家教授都忍不住点头。

　　显然，苏亦这个小娃娃在陶器方面是下了功夫了。

　　见到众人竖起耳朵，用心倾听，并没有人突兀地提问，就连最喜欢挖坑的古运权都没有。

　　苏亦很自觉地往下说，“六是河宕遗址墓葬随葬品还发现有少量纹样简单的彩陶盘，它应与环珠江口区距今五、六千年前盛行的彩陶有承袭关系。只是它已处于彩陶的衰落阶段。”

　　“七是河宕陶器上还发现有70个、46种的刻划符号或称陶文……这是广东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末期遗址中最多的一处，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发现。”

　　“八是河宕遗址出土的各种陶器标本，经佛山陶瓷研究所鉴定检测，认为河宕的制陶工艺已经采用了拉坯成型的轮制技术。这是目前全省新石器晚期遗址中经明确鉴定使用轮制技术的一处。”

　　“综上八点，所以，我们在整理发掘报告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即若论佛山（石湾）地区的制陶业或陶器发展史，我们认为应从河宕遗址或‘河宕类型’文化讲起，因为学术家一般认为佛山陶瓷业始于唐宋时期。”

　　说到这里，苏亦意犹未尽。

　　“所以，如果觉得河宕遗址太小，不合适建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话，我觉得咱们省博方面可以牵头，尝试在河宕遗址建立一个陶瓷史博物馆，甚至，也可以叫做广东石湾陶都博物馆，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听到他这话，王老哑然失笑，指着苏亦，“你这个小娃娃，果然贼心不死，一直打着遗址博物馆的注意啊。”

　　瞬间，众人诧异不已。

　　谁都没有想到这小子真可以。

　　连王老都敢算计。

　　胆子真肥。

　　不过这样胆子，黄玉治副馆长等人再喜欢不过了。

　　因为河宕遗址博物馆一旦建成，就是全省首列，全国前列。

　　完全填补了华南地区没有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空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