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往往来自于不幸福，繁华也总是来源于对比。

　　幸福村地处江南省偏西部的一个山村，两面环山，中间一条弯曲的小溪将村庄与田畈一分为二。西面村庄和东面的田畈形状似一对阴阳鱼，蜿蜒的小溪成了阴与阳的分割线。

　　田畈一望无际的绿野就是太极图黑色部分，中间的一个湖泊就像一颗眼睛。村庄里因为坐落着大量的灰色瓦房，就是太极图白色的一半，村尾的一株巨型古香樟树是阴阳鱼的另一颗眼睛。

　　据村中族老言道，东汉末年始祖姓沈，在京城官至辅宰，告老还乡之际，路经于此，见此地山水环抱，风景秀丽。最重要的是，此地竟然是一个天然的太极阴阳形状，于是就将族人迁徙于此。

　　幸福村里以沈姓居多。后来历经几代的繁衍，慢慢地增加了其他姓氏的加入，发展至今小山村有四百余户，人口千余，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沉淀成了方圆百里的千年大村。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却也能自给自足。

　　幸福村名字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在大多数小伙子眼中幸福村就像压在男青年们头上的大山。幸福村一点不幸福。村里的经济收入在全县倒数第一，几十年来雷打不动，这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整个大洋镇的GDP在全县只能算中下游，做为国家级贫困村的幸福村其“贡献分”确实是巨大的。

　　幸福村距离大洋镇也就十公里路程，但在村村通公路之前，八十年代之前，村民赶集都是靠两条腿步行。一直到了全镇大多数村子都走上了水泥路以后，幸福村在乡贤的资助之下，合政府之力，才浇筑了一条仅三米宽一公里长的水泥公路。

　　九十年代初期的大洋镇，街上偶尔也能够看到几辆铃木摩托车，但那也绝对只有天子骄子才能拥有的。一般人能够骑上一辆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就已经是令人艳羡不已了。

　　在大洋镇范围内，大部分人买的自行车都只是“海狮牌”。一辆永久牌要近二百多块钱，而一辆海狮牌也要一百多块呢。

　　80年代，正值华夏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新东西开始传入我国。但传统的东西也不见的便宜，比如说这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不是谁都可以买得起的。

　　村里新人结婚的最高要求是三转一响，要是这“三转一响”都满足了，那肯定是土豪级别的。所谓的三转就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一响就是收音机。

　　这些东西如果换算成如今的物价，80年代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国企工人工资45元算的话，在1988年在遂阳县城买一辆自行车要180多元，也就是四个多月的工资。

　　而现在国企工人工资一般在5000元，也就是说1988年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换算成今天的物价，价值2万多。算了下大部分工人的工资，一年都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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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村两面环山，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山地不是地势陡峭就是土少地贫。这样就造成干活很累，产出却少得可怜的局面。

　　周边村里的大姑娘一听媒婆说男方是幸福村的，立马头摇的像拨浪鼓。就是本村的姑娘，也都是一心想着嫁到大洋镇周边村庄，那里地势平坦，田多地少干活轻松。

　　据不完全统计，幸福村的光棍上至八十，下至三十，应有尽有。

　　种种原因，也造就了幸福村的男人们从小就学会努力奋斗，会读书的，努力考上大学；会做生意的，努力在城里买房；什么都不会的，外出务工……

　　幸福村的人有一种韧性，肯吃苦，敢开拓，善于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幸福村有句古话：就是摔倒了也要抓把泥。正是因为这种不屈服的性格，即便在如此“硬件”设施奇差的环境，从古至今仍然养育出一个个名人。

　　如某朝一代名宰，绝世文豪，民国骑兵师少将……

　　幸福村的人特别能吃苦，到了城市里，无论是工厂还是建筑工地，他们都能赢得老板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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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村最高的山叫五重山，五重山其实并不是一座单一的山峰，而是以五座子母峰形成的山脉，绵延十余里，呈扇形，刚好将村落半个阴阳鱼环抱在内。

　　五重山的五座山峰，两端低，中间高。那最高峰位于中间，高约五百余米，就像一个母亲养育着四个孩子。

　　在二十世纪初期，国家实施封山育林后，山上已是树高林茂，苍翠蔼然。据说最高峰有几棵粗壮的松木，需要三四个成人合抱。

　　左右两端偏低的山峰呈绵延的丘陵状，最高处海拔也只有百余米。而绵延的丘陵地貌，正好方便了村民开发。

　　一片片梯田状的土地，养育着幸福村几代人。

　　当年一首“南泥湾”传遍大江南北之时，在幸福村也掀起了开荒热潮。

　　家里劳力好的，就在土地肥沃、地势平坦之处开荒。反之，劳力差的人家，不是土地贫瘠，就是要到海波最高之处才能找到一席之地。

　　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壮劳力都去了城市讨生活，村里只剩下了993861部队。99代表老人，38代表妇女，61代表儿童。缺失了壮劳力的村子，也就失去了往日的生气。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五重山上的地大都荒芜了。

　　当然也有极个别人家的列外，就像沈富贵家。

　　沈富贵今年25岁，18岁那一年就入赘到村里沈如花家。

　　此时瘸了一条腿，费力张着一只独目的他，正艰难拄着拐杖爬行在山路上，腰间系着柴刀，肩上还背着一把锄头，锄头木柄上后面挂着一袋洋芋（土豆）种苗，前面一袋复合肥。

　　身后跟着一条瘦不拉几的小土狗，看土狗干瘪的肚子，可以推测出和他的主人一样，早饭没吃饱。

　　自从前几年在县城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以后就瘸了一条腿，让原本在家庭地位趋于边缘化的沈富贵，即便没有做错事，丈母娘王桂英总会给他按上一些错，然后扯开洪亮的嗓门把沈富贵骂的狗血淋头。妻子沈如花也是和母亲一个鼻孔出气，老丈人前几年还有心维护一下，但自沈富贵瘸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以后，觉得没有了“抢救”的价值，于是对沈富贵也渐渐冷淡了。

　　原本出门打工可以极大缓解与丈母娘的紧张关系，但自从瘸了腿以后，外出务工就变得再也不可能，沈富贵的工作只能每天修地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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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沈富贵，他原本也有一个温馨的家，母亲在镇上一家丝织厂上班，虽说每天十二小时辛苦一点，但工资也有四千多。父亲在县城承包点建筑活计，即便是二手甚至三手的小活，一年下来也有几十来万的纯收入。

　　这个收入在幸福村也算得上小康的家庭了，但这一切，在沈富贵15岁那一年，彻底破碎。

　　那一年清明节的一天，妈妈吴桂霞在工厂里晕倒了，在送县医院后不久就转入省级医院，最终查出患上了肝癌，晚期。

　　女人四十一枝花，正是大好年纪，爸爸沈建强自然是不愿意放弃，在将家中百万积蓄投入医院之后，病情却依然没有起色，直至在挪用了工程款五十万以后，依旧没有能够挽回吴桂霞的性命。

　　吴桂霞下葬的那一天，受多日精神折磨已形同槁木的沈建强哭的是昏天黑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伉俪情深的沈建强终于如愿的追随妻子的脚步，撇下懵懵懂懂的沈富贵走了。

　　15岁的沈富贵，那会儿正是初中二年级。

　　一直以来，家庭还算优越的沈富贵，每天有不同花样的零食，15岁的年纪，个子倒是长到了一米七五，但体重足足达到了170斤，整个人圆润的像一个肉球。

　　有了优渥的经济条件作为后盾，虽然成绩总是在班级中游徘徊，但架不住他为人豪爽，买零食时，对室友同桌以及班里的姐妹们，从不吝啬。星期五放假时，还经常带着同学们出入镇上大排档、小饭店。综合种种，沈富贵人缘倒是很不错。

　　沈富贵的性格属于典型的有了上顿不愁下顿，你骂他几句，也是左耳进右耳出，长到15岁，也没见他发过几次火。

　　就这样无忧无虑度过了初中两年半的生活，直到这一年的清明节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