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我……”

　　郑鸿逵喝醉了，两名家丁要背他回去，他却怎么也不肯。

　　望着醉成一滩烂泥的四弟，郑芝龙怒火中烧，心想今晚的一切不都是因为这个蠢货而起吗？马鞭一抽，喝道：“背他干什么？让他自己走，走不了就死在地沟里！”

　　两个家丁背也不是，不背也不是，呆愣的站在原地。

　　年轻的郑森知道父亲的心境，于是小声劝道：“父亲，钱财乃身外之物，何必太在意？何况银子大部分都是用在了登州水师。如今内外战事不断，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我郑家身处东南，无论是关外的建虏还是中原的流贼，都离我们太远了，有力也使不上。如今朝廷调孩儿到登州，太子又大量购买硫磺，怕是在为下一场大战做准备，若是真的有战事，不管是渡海攻击建虏，或是越山东剿除流寇，我郑家都大有可为啊！”

　　“闭嘴！你知道什么？”

　　郑芝龙怒瞪儿子一眼，拨马前行。

　　郑森涨红着脸，被父亲呛的说不出话来。

　　对父亲的私心，他心知肚明，而对如何前行，他和父亲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御酒的威力真不是吹的，直到回了后堂，朱慈烺的脑袋都还是晕晕地，不过

　　心情非常好，因为今晚的目的都达到了，既让郑芝龙出了血，也布下了市舶税这个后招，更以郑芝龙的名义，为天下商人向朝廷助捐起了一个好头。

　　大明朝廷实在是太缺银子了，但商人们却不缺，但商人们宁愿将银子藏在地窖中，也不愿意拿出来共体时艰，这一点和清朝中后期，清廷财政困难，商人们踊跃拿银，供朝廷使用，产生了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完全不同。

　　究其原因，除了商人自私自利，大明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得不到保证之外，朝廷的信誉也是很大的关键。

　　把银子借给朝廷，谁知道朝廷还不还？

　　朱慈烺要改变这一现象。

　　而以“市舶税”为抵押，向福建海商借银，就是他商鞅变法、城门立柱的第一步。

　　不管郑芝龙找到几个白手套，朝廷都要给那几人“颁匾额”“发证书”，并且实实在在地还钱，如此方能取信于民，以后再遇到财政危机，商人们也才敢把银子借给朝廷。

　　而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如果朝臣们知道了市舶税被抵押出去的事情，会如何反应？

　　弹劾朱慈烺已经不在意了，而昨天进宫之时，他也将抵押市舶税的利弊详细讲给了崇祯帝听，崇祯帝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但表情却是默许了，比起一年只能收四万两银子的市舶税，抵押出去一次可以有八十万两，等于是一次将二十年的税银都收了上来，对缓解朝廷财务危机有巨大帮助，何乐而不为？

　　这比崇祯十二年，崇祯帝低声下气的向勋贵们募捐可体面多了。

　　朱慈烺担心的是，如果朝臣对这件事非议过大，会影响到郑芝龙的后续决定，虽然郑芝龙没胆量造反，但拖拖拉拉，见机行事是绝对有可能的，因此绝不能让朝臣们的非议影响到郑芝龙。

　　而明天的早朝就是关键。

　　次日早朝。

　　群臣发现，太子又上朝了，不过却依然是一言不发，不管朝堂上吵的多热闹，他都是眼观鼻鼻观心，一句话也不说，今日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两淮盐政，另一个是中原剿匪。相比于后者，前者讨论的热烈度更高，从左懋第查盐不力、两淮盐运使冯导研、监盐太监杨显名的罪责、盐政的弊端，一直到两人的继任人选，朝臣们都吵的不可开交。

　　朱慈烺凝神静气，看似不在意，但朝臣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印在他心里，东林，非东林，而东林又分南东林、北东林，有像吴甡这样的孤鸟，也有像吏部尚书郑三俊偏向首辅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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