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于民国六年三月十四日正式公告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照会内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画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

　　“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

　　辛慈于三月二十七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对德绝交令下后，黎元洪松了一口气，他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

　　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

　　梁启超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可是，全国各地反对对德宣战的空气非常浓厚。

　　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

　　其他社会名流，如康有为、唐绍仪、谭人凤、马君武等均通电反对。

　　三月十四日张勋寒电，三月十六日王占元谏电，都是反对。康有为甚至在电报中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

　　上海商界联合会通电反对参战，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甚至各省军阀，包括皖系北洋军阀，也都因害怕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欧洲而反对参战。

　　冯国璋于十一日离京南返，也有电报来反对参战。

　　段质问他为什么出京后与在京时的言论前后不符，他回答说，业经查明，反对参战的电报是由新聘秘书伍宪子拟稿发出的，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这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伍宪子是康有为的门徒，可能受了康的指使，怂恿冯反对参战，但是电报已经用冯的名义发了出去，又怎样能够说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呢？

　　段祺瑞的本意也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

　　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

　　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会的态度也有变化。民友社本来就反对对德绝交，只因不占多数，所以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商榷会大多数议员认为对德外交只能到绝交一步为止，不能再宣战。

　　段早已决心对德宣战，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的反对。

　　他认为，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

　　为了统一北洋系的意见，四月中旬段祺瑞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并且说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段本来打算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的问题。这个会议，决定与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合并举行。

　　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为什么要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于是段对外才不用军事会议之名，可是实质上则确是军事会议。

　　段原意想把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邀来参加会议。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接冯，并且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

　　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觉得已经受人利用，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懂得在紧要关头生“病”。

　　至于张勋也不愿意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所以坚决拒绝北来。

　　陆荣廷前段时间到京，深切感受到了北京各方的恶斗.好不容易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场所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北洋派急先锋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调。到天津时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

　　他还没搞明白北京政.府的行情，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时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

　　他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都很恶劣。

　　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这一举动本来很不痛快，对倪更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威。

　　因此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

　　倪想不到碰了这么大的钉子，只得喏喏连声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见段祺瑞。段虽然对他同样厌恶，却态度和蔼可亲地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

　　在总统那里被斥责，马上投入总.理的怀抱，所谓有奶才是娘。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顿然变成了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的主张者转为参战始能图存的演说家。

　　到处大声疾呼：“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

　　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四月二十日，军事会议开幕，出席和列席的督军、督军代表二十余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都被邀参加。

　　段祺瑞亲自主持会议，说明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公推李纯代表发言。

　　关于外交问题，会议前已经协商好了，大家都不反对对德宣战，各督军并拟一同到协约国各公使馆联络感情。

　　段早已准备好一张签名单，上面写着“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亲笔签名。以一个省区或一个军区（包括护军使）为一权，共计二十五权，全场一致签名。这种表决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凯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代表一致投票赞成君主制度一样，是“旧戏重演”。

　　此次会议，后来即被称为“督军团”会议。

　　五月一日，国务会议在督军团干预下通过了对德宣战案。

　　同日，日本公使林权助也登门“拜访”黎元洪，声称如国会否决参战案，政局将发生纷扰。

　　三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率督军团至总统府，要挟黎元洪核准参战案。

　　倪嗣冲首先开口，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

　　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在威胁国务会议之后进一步地跑来威胁他。满腔怒火，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

　　他气忿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

　　倪又强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是擅离职守。

　　黎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北洋军人首次受到的厉声呵斥。

　　当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期，总是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挺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