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1日下午，胡适飞抵广西。他在广西受到的极为热情的接待，与广州的冷遇，成为鲜明对照。

　　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和胡适的关系就不消说了，校中还有许多教职员是中国公学的老同学，罗文干、罗隆基等是谈“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们对胡适的欢迎肯定是由衷的。就是白崇禧，也礼贤下士，多次力劝胡适改船期，在广西多玩几天。

　　客随主便，胡适坐飞机飞来飞去，痛痛快快在广西游览了十四天。游遍了梧州、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处的名山胜水；沿途又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

　　20日一早，胡适从梧州飞到桂林，正巧省民政厅雷厅长巡视桂林工作结束，准备返回。因胡适到达，便推迟一天行程，陪胡适游叠彩山、独秀峰。

　　胡适对叠彩山印象最深的，当属推风洞。在独秀峰，这位对史学家很有研究的学者想起来：历史上元、明两朝都终于桂林，因为元代的末代皇帝妥欢贴木尔登基前，曾在独秀峰前修行。到南明永历年间，末代皇帝朱由榔从桂林跑到云南去，后来死于吴三桂之手。

　　次日，因雷厅长有要务返回，由桂林县刘县长陪同胡适游月牙山、龙隐岩诸景。见胡适很用心地观看龙隐岩的石刻，刘县长送了一幅《元祐党籍碑》拓本给胡适，他如获至宝。

　　从龙隐岩出来，胡适一行又去游七星岩。在很暗的洞里，因为是用汽油灯和手电筒照明，光照不足，洞内又不平，胡适在洞里跌了两跤，受了点轻伤。他于是对同去的市政处长说：最好在岩内装电灯，既便于游人行走，又免得烟熏火燎，使钟乳石受损，有利于保护风景名胜。应该说，胡适是最早倡议在桂林岩洞内安装电灯，以利旅游的人。

　　第三天及第四天，胡适一行乘小船游阳朔，途中在兴坪过夜。除了夜行船，以前所有的船只都在此过夜，连几百年前的徐霞客都如此。或许是有徐霞客的游记，胡适对漓江沿途的景致，除了冠岩以外，胡适没有太多的记叙。他所以要花些笔墨写冠岩，是因为他认为徐霞客没有游过冠岩。

　　胡适此次游桂林，把很大精力花在了收集山歌方面。地方官员安排了三位女民歌手与胡适同行。女歌手不断在船上唱歌，胡适便不断的采风。一天下来，他居然记下了30多首桂林民歌。

　　其中一首唱道：“豆腐干来豆腐干，几时和妹吃一餐。 几时和妹睡一觉，死在黄河也心甘。”这样的大胆的表白情爱，胡适特别欣赏。

　　胡适在23日的日记里引用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之句。今天在碧莲峰下看到的吴迈所书“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是胡适此行半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2月5日才写的。由此看来，吴迈的诗其实是兼容了前人的。

　　从阳朔回程，胡适在半路上又访问了位于雁山公园的广西师专。到雁山时，天已近黑，加上肚子饿了，胡适便决定先演讲，再论其它。吃了几个鸡蛋充饥，便对学生讲“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演讲完，吃过晚饭，师专校长便点了汽油灯，带精力十足的胡适一行去参观园内方竹山下的一个岩洞。此洞居然一直无名，校方便请胡适这位大学者代为取名。胡适一笑：园旁有相思江，岩前有相思豆，这岩何不就叫相思岩？

　　此后，方竹山下那个岩洞，就叫相思岩了。

　　胡适此番旅桂，在返程的飞机上写了两首有关桂林的小诗，其中一首写雁山公园相思岩：”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 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教人瘦。”

　　或许是在广州受到冷遇，和广西是冰火二重天，广西给胡适的印象极佳，他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广西山水，也大夸广西的政绩民情。

　　他在《广西印象》中写道；“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言论都很多，都很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ShwtEddy）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一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讲演，就很明白的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

　　“我在广西住了近两星期，时间不算短了，只可惜广西的朋友要我缴纳特别加重的“买路钱”，——讲演的时间太多，观察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我的记载是简略的，我的印象也是浮泛的。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把孔，把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把尊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先生笑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还得造个新孔庙！’

　　“广西全省的庙宇都移作别用了，神像大都打毁了。白健生先生有一天谈起他在桂林（旧省会）打毁城隍庙的故事，值得记在这里。桂林的城隍庙是最得人民崇信的。白健生先生毁庙的命令下来之后，地方人民开会推举了许多绅士去求白先生的老太太，请她劝阻她的儿子；他们说：“桂林的城隍庙最有灵应，若被毁了，地方人民必蒙其祸殃。”白老太太对她儿子说了，白先生来对各位绅士说：“你们不要怕，人民也不用害怕。我可以出一张告示贴在城隍庙墙上，声明如有灾殃，完全由我白崇禧一人承当，与人民无干。你们可以放心了吗？”绅士们满意了。告示贴出去了。毁庙要执行了。奉令的营长派一个连长去执行，连长叫排长去执行，排长不敢再往下推了，只好到庙里去烧香祷告，说明这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祷告已毕，才敢动手打毁神像！省城隍庙尚且不免打毁，其综的庙宇更不能免了。

　　“ 我们在广西各地旅行，没有看见什么地方有人烧香拜神的。人民都忙于做工，教育也比较普遍，神权的迷信当然不占重要地位了，庙宇里既没有神像，烧香的风气当然不能发达了。

　　“在这个破除种权迷信的风气里，只有一个人享受一点特殊的优客。那个人就是总部参军季雨农先生。李先生是合肥人，能打拳，为人豪爽任侠；当民国十六年，张宗昌都下的兵攻合肥，他用乡兵守御县城甚久。李德邻先生带兵去解了合肥之围，他很赏识这个怪人，就要他跟去革命。季先生是有田地的富人，感于义气，就跟李德邻先生走了。后来李德邻、白健生两先生都很得他的力，所以他在广西很受敬礼。这位季参军颇敬礼神佛，他无事时爱游山水，凡有好山水岩洞之处，着道路不方便，他每每出钱雇人修路造桥。武鸣附近的起凤山亭屋就是他修复的。因为他信神佛，他每每在这种旧有神树的地方，叫人塑几个小小的神佛像，大都不过一尺来高的土偶，粗劣的好笑。他和我们去游览，每到一处有神像之处，他总立正鞠躬，同行的人笑着对我说：‘这都是季参军的菩萨！’听说柳州立鱼山上的小佛像也是手参军保护的菩萨。广西的神权是打倒了，只有一位安徽人保护之下，还留下了几十个小小的神像。

　　“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学校的学生，教职员，校长；文武官吏，兵士，民团，都穿灰布的制服，戴灰布的帽子，穿有钮扣的黑布鞋子。这种灰布是本省出的，每套制服连帽子不过四元多钱。一年四季多可以穿，天气冷时，里面可加衬衣；更冷时可以穿灰布棉大衣。上至省总司令，下至中学生和普通兵立，一律都穿灰布制服，不同的只在军人绑腿，而文人不绑腿。这种制服的推行，可以省去服装上的绝大糜费。广西人的鞋子，尤可供全国的效法。中国鞋子的最大缺点在于鞋身太浅，又无钮扣，所以鞋子稍旧了，就太宽了，后跟收不紧，就不起步了。广西布鞋学女鞋的办法，加一条扣带，扣在一边，所以鞋子无论新旧，都是便于跑路爬山。

　　“ 广西全省的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入超。提倡俭朴，提倡用土货，都是挽救入超的最有效方法。在衣服的方面，全省的灰布化可以抵制多少洋布与呢绸的输入！在饮食嗜好方面，洋货用的也很少。吸纸烟的人很少，吸的也都是低价的烟卷，最高贵的是美丽牌。喝酒的也似乎不多，喝的多是本省土酒。有一天晚上，鹰宁各学术团体请我吃西餐，——我在广西十四天，只有此一次吃西餐，——我看见传者把啤酒斟在小葡萄酒杯里，席上三四十人，一瓶碑酒还倒不完，因为啤酒有汽，是斟不满杯的。终席只有一大瓶啤酒就可斟两三巡了。我心里暗以为广西人不懂怎样喝啤酒。后来我仍然问得上海啤酒在塞宁卖一元六角钱一瓶！我才明白这样珍贵的酒应该用小酒杯斟的了。我们在广西旅行，使我们更明白：提倡俭朴，提倡士货，都是积极救国的大事，不是细小的消极行为。

　　“ 广西是一个贫穷的省份；不容易担负新式的建设。所以主持建设的领袖更应该注意到人民的经济负担的能力。即如教育，岂不是好事？但办教育的人眼光一错，动机一错，注重之点若在堂皇的校舍，冬夏之操衣等等，那样的教育在内地就都可以害人扰民了。我们在冕宁、武鸣各地的乡间看见小学堂的学生差不多全是穿着极破烂的衣裤，脚下多是赤脚，仍有穿鞋，也是穿破烂的鞋子。固然广西的冬天不大冷，所以无窗户漏风的破庙，也不妨用作校舍，赤脚更是平常的事。然而我们在塞宁的时候，稍有阴雨，也就使人觉得寒冷。（此地有‘四时常是夏，一雨便成冬’的古话。）乡间小学生的简陋赤脚，正可以表示广西办学的人的俭朴风气。我在巨宁乡间看的那个小学还是“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一个附属小学哩。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先生正在进行全省普及教育的计划，请了几位专家在研究院里研究实行的步骤和国民基础教育的内容。他们的计划大旨是要做到全省每村至少有一个国民基础学校，要使八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都能受两年的基础教育。我看了那些破衣赤脚的小学生，很相信广西的普及教育是容易成功的。这种的学堂是广西人民负担得起的，这样的学生是能回到农村生活里去的。

　　“ 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现在只有十七团兵，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栽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们作长途旅行，半夜后在最荒凉的江岸边泊船，点起火把来游岩洞，惊起茅蓬里的贫民，但船家客人都不感觉一毫危险。汽车路上，有山坡之处，往往可见一个灰布少年，拿着枪杆，站在山上守卫。这不是军士，只是民团的团员在那儿担任守卫的。

　　“ 广西本来颇多匪祸，全省岩洞最多，最容易窝藏盗匪。有人对我说，广西人从前种田的要背着枪下田，牧牛的要背着枪赶牛。近年盗匪肃清，最大原因在于政治清明，县长不敢不认真作事，民团的组织又能达到农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实行，清乡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较优秀分子又往往受过军事的训练，政府把旧式枪械发给兵团，人民有了组织，又有武器，所以有自卫的能力。广西诸领袖常说他们的“三自政策”——自卫，自给，自治。现在至少可以说是已做到了人民自卫的一层。我们所见的广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筑在人民的自卫力之上的。

　　“在这里，我可以连带提到广西给我的第四个印象，那就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个名词，不是讥讽广西，实是颂扬广西。我的朋友傅益真先生曾说，“学西洋的文明不难，最难学的是西洋的野蛮。”他的意思是说，学西洋文化不难，学西洋的武化最难。我们中国人聪明才智足够使我们学会西洋的文明，但我们的传统的旧习惯，旧礼教，都使我们不能在短时期内学会西洋人的尚武风气。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个个国家都认识他们的武力的优越，然而那无数国家之中，只有一个日本学会了西洋的武化，其余的国家——从红海到太平洋——没有一个学会了这个最令人歌羡而又最不易学的方面。然而学不会西洋武化的国家，也没有工夫来好好的学习西洋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自卫力，所以对时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

　　“中国想学人家的武化（强兵），如今已不止六十年了，始终没有学到家。这是很容易解释的。中国本是一个受八股文人统治的国家，根本就有戏规武化的风气，所以当日倡办武备学堂和军官学校的大臣，决不肯把他们自己的子弟送过去学武备。日本所以容易学会西洋的武化，正因为武士在封建的日本原是地位最高的一个阶级。在中国，尽管有歌颂绿林好汉的小说，当兵却是社会最残视的职业，比做绿林强盗还低一级！在这种心理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武化是学不会的。

　　“在最近十年中，这种心理才有点转变了，转变的原因是颇复杂的：第一是新式教育渐渐收效了，“壮健”渐渐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了，运动场上的好汉也渐渐被社会崇拜了。第二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央各省的政权往往落在军人手里，军人的地位抬高了。第三是民十四五年之间，革命军队有了主义的宣传，多有青年学生的热心参加，使青年人对于“革命军人”发生信仰与崇羡。第四是最近四年的国难，尤其是滋沪之战与长城之战，使青年人都感觉武装捍卫国家是一种最光荣的事业。——这里最后的两个原因，是上文所说的心理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军人的可羡慕，不在乎他们的地位之高成权威之大，而在乎他们的能为国家出死力，为主义出死力。这才是心理转变的真正起点。

　　“可惜这种心理转变来的太缓，太晚，所以我们至今还不曾做到武化，还不曾做到民族国家的自卫力量。但在全国各省之中。广西一省似乎是个例外。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这不仅仅是全省灰布制服给我们的印象，也不仅仅是民团制度给我们的印象。我想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人为的。一是因为广西民族中有苗、摇、撞、洞、岭、裸裸等，富有强悍的生活力，而受汉族柔弱文化的恶影响较少。（广西没有邹鲁校长和古在主任，所以我这句话是不会引起广西朋友的误会的。）一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威风至今还存留在广西人的传说里。一是因为广西在近世史上颇有受民众崇拜的武将，如刘永福，冯子材之流，而没有特别出色的文人，所以民间还不曾有重文轻武的风气。一是因为在最近的革命战史上，广西的军队和他们的领袖曾立大功，得大名，这种荣誉至今还存在民间。一是因为最近十年中，全省虽然屡次经过大乱，收拾整顿的工作都是几个很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是很受崇敬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广西的武化，似乎比别省特别容易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