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国采取的态度是观望，随后则是根据自己的在华利益采取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干涉。

　　作为一个在华英国人，莫理循首先表现了对辛亥革命欢迎的态度，他迅速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事态，说明中国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他通过支持袁世凯的一系列报道和活动来证明他的这一信念。由于他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其报道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

　　最终由于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向全世界表明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为列强支持袁世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一八九七年，莫理循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并聘为驻中国记者，就此开始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

　　一九二零年五月，一个英国人在伦敦病逝了，他曾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并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嘉禾勋章。

　　作为记者，他身历或亲见从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

　　作为中华民国**政治顾问，他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国**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但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他病重之际，依然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他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生中拍摄了数千张珍贵的照片，为那段时光的中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他就是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

　　这是个真心实意帮助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他。

　　当然，列强的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所驱使。正如驻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在同文照会中所说：“中国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

　　“南北议和”在第二次会议后陷入了僵局，南方所坚持的以“共和”为基点成了过不去的坎。

　　唐绍仪心里比谁都急，他和南方代表一样都渴望共和，渴望国家免于战乱。

　　他知道自己代表的不是清廷，而是袁世凯，他更知道袁世凯的难处。

　　一个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怎么能赞成共和呢？更何况还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

　　怎么才能破解者个难题？

　　唐绍仪经过一番苦死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召开由各省派代表参加的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

　　唐绍仪很高兴，他觉得，国民议会肯定会支持共和。这样，袁世凯也就有了民意的台阶。

　　唐绍仪首先发电请示袁世凯。

　　从各方面传来的信息看，袁世凯已经知道大总统的宝座肯定不会旁落了。

　　因为国体受阻，袁世凯也很焦急。他虽然每天言必称“世受国恩，忠君报国”，别人信不信他不知道，但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但是，让他自己说出背叛朝廷的话，也真说不出口。

　　欺负一个孤儿寡母，太让人看不下去了。如果由国民议会来决定，这就不是他袁世凯的事了，他觉得唐绍仪的这个主意真的很不错。

　　袁世凯找自己的高参徐世昌商量，徐世昌也认为唐绍仪的这个主意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虽然现在袁世凯大权在握，但在表面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召开国民议会来决定国体，不是他袁世凯个人或内阁可以决定，必须要通过清廷。

　　于是，他和徐世昌商定，把这个皮球踢给隆裕太后，让她开御前会议来讨论决定。

　　为了减少阻力，袁世凯专门去拜会了奕劻，把目前的严峻形势说给了他。实际上是教会他在会议上如何发言，引导大家。

　　次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一同将奏折递上。

　　奏折主要是引用唐绍仪的话，内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

　　“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何如？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

　　“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语。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现停战之望，势必决裂，唯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

　　“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此处，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

　　“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而决定如何政体，亦难预料。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唯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隆裕太后看完奏折后，看向了袁世凯，意思是问：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袁世凯做出一副很为难，很无奈的样子。从朝堂出来，袁世凯一身轻松，把这个难题交给隆裕太后和皇室解决，自己免去了任何嫌疑。

　　隆裕太后没有别的办法，事情又很紧急，就于次日召集宗支王公开会讨论。

　　隆裕太后先叫人把内阁的奏折念了一遍，请大家发表意见。

　　奕劻第一个发言，把袁世凯讲给他的形势学说了一遍，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其余诸人，除了载泽和毓朗之外，也都附和奕劻。

　　隆裕太后见多数人都赞成，当即通知袁世凯，准唐绍仪所请，并让转告伍廷芳，先行罢兵，由内阁迅拟选举办法，协定施行。

　　清廷颁布上谕的当晚，唐绍仪就收到袁世凯的电令。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南北和谈复会。

　　关于袁世凯电令的内容，会谈速记录只记录了唐绍仪所说：“昨夜得袁内阁之令，嘱我令商阁下，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而据会议当天发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南京代表团、天津《民意报》电，内容较为详细，而且有所不同：

　　“今日唐使言：自初一会议以后，日将赞成共和之意电达告袁内阁，昨接袁电嘱开国民会议，将共和问题付之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的电报是说决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则强调共和指向，有意避开君主制的存废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从一开始民党方面就坚持以实行共和制为议和的前提条件，此前，伍廷芳曾表示，共和是南北和谈的基点，而再度开议，伍廷芳却轻易答应了袁世凯的要求，等于放弃了既定的和议原则立场。

　　对此伍廷芳解释道：“廷意共和主义已为全国人心所趋向，原不必再开会议以观民情，但袁既欲免战事，且有服从民意之心，则此亦可为解决目前问题之一法。因与唐使开议。”

　　在和谈再次陷入僵局时，伍廷芳答复南京代表团的问难，解释稍详，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尤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为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历史上光荣之事，故廷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适用清**所定选举法之理。”

　　等到清帝退位，温宗尧、汪兆铭等人辞去和谈代表之职时，伍廷芳又声称，开国民会议，取决多数，以定国体，“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

　　南方参与和谈的人员当中，极力主张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是代表团成员汪精卫，他在南北之间极力运动协调，影响力虽未如预期，不过，汪兆铭与杨度联手进行的活动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