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一期出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两年的志愿，到今年始得看见第一期！”

　　《读书杂志》是《努力周报》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在当时颇具影响力。借助正刊的影响力，9月《努力周报》发行了增刊，题名《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的发行并未随着《努力周报》这一正刊的终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续到1924年2月。这期间，《读书杂志》共发行了十八期。这十八期《读书杂志》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学者，他们分别是丁文江、吴虞、任鸿隽、胡适、胡堇人、徐旭生、陆侃如、梁启超、游国恩、董作宾、刘掞藜、陈衡哲、钱玄同、顾颉刚。当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学界已有较大的影响力。之后，历史证明，这十四人在未来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胡适在《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提出两点，可视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是“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这两点在整个办刊过程中是被贯彻了始终。

　　在《读书杂志》中，胡适、胡堇人、刘掞藜、钱玄同、顾颉刚五人就古史问题进行过讨论，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万字。关于古史问题的集中讨论借助报刊呈之于众，很有一种努力探索氛围，各种论辩问难尤为精彩。

　　参与讨论的人有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胡适。这五人分作两个阵营，胡适、钱玄同与顾颉刚为“疑古派”，胡堇人、刘掞藜为“信古派”。在具体的讨论中，顾颉刚开其端，刘掞藜与之辩难，往来讨论五个回合。直到第17期顾颉刚发布启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这一论争才告一段落。紧接着，胡适在第18期撰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做总结发言，表达自己疑古立场。

　　在顾、刘、胡的论证中，展示出那时学者的学术态度和品格。比如顾颉刚说：“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

　　刘掞藜言：“我老实不客气地辩驳，觉得先生（指顾颉刚）所说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以表示我毫无成见。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

　　胡适《读后感》说：“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行文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顾颉刚与胡适的真诚溢于言表，而刘掞藜的勇气也是让人敬佩。刘掞藜英年早逝，从其留下的《中国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讲义，以及发表在《史地学报》中的《史法通论》一文可窥其坚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风大兴之时，能够坚守自己独有的学术立场，颇显学者风范。

　　《读书杂志》以增刊之名，行读书之实。“疑古”“信古”之争发端于此刊，以“疑古”之胜告终。之后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为基调，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对中国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过于劳碌,12月10日，胡适生病，医生不让其工作，于是胡适被迫将《努力周报》的编辑事务交给高一涵。

　　12月17日，胡适在病中迎来了自己的31周岁生日和北大24周年校庆，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回顾与反省》一文，指出北大五年来有两大成绩，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但胡适也指出，北大也存在学术上很少成绩，自治的能力很薄弱等遗憾。文中最后的祝词是：“祝北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

　　12月24日，胡适发表《启事》：“我因为年来不知节劳，起居无度，以致久病；现已得校长允许，自12月17日起，离校休假。以后朋友赐教，请直寄北京钟鼓寺十四号转。”

　　12月29日胡适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次年1月6日，胡适出院后在《努力周刊》上发布启事，说此次检查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

　　胡适出院后在家养病休假，继续主编《努力周刊》，并得闲读书著述。归国五年多之后，胡适终于可以闲下来做点儿自己的事情，包括给多年没有联系的女友韦莲司写信。

　　他在3月12日给韦莲思的信中说：“现在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五年多来的第一次自由。在过去的五年里，时间不是我自己的。”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为抗议国务会议通过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的提议，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前面说过了，1923年蔡元培辞职的导.火.索为“罗文干案”。1922年11月，因军阀政治争斗，曹锟指使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指控当时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期间有受贿行为，胁迫总统黎元洪将其逮捕。

　　经地方检察厅调查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随后1923年1月11日无罪释放。而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在众议院筹到足够同意票，便迎合议长，提议对罗案进行复议，于是1月15日，司法总长程克下令将罗再次逮捕。

　　罗文干与蔡元培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年4月，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罗文干等共16人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呼吁好人参加政府以促进政治改革。

　　该年9月由王宠惠任国务总理而组建的这届内阁，就属于这一“好人政治”的实践，罗文干在内阁中担任财务总长。

　　蔡元培面对自己的政治理念被军阀政权践踏而破灭，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恶人不惜公然违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监狱，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能抚平内心的愤激。于是，1月17日，蔡元培向总统府递交了辞呈。

　　事实上，蔡元培得知罗文干再度入狱的新闻并非通过报纸，乃是好友邵飘萍告知。1923年1月17日，邵飘萍邀请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三人一起在北京东华饭店吃午饭，席间邵飘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

　　蔡元培听到后很愤激，因此主张“邀集国立各校长中之可与共事者，以辞职为抗议”，不愿在彭允彝之下办教育。在做出辞职决定之后，蔡元培在周围好友帮助下，精心设计了辞职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们关注的辞呈竟然不是蔡元培亲自写的。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记述说，17日四人在东华饭店听到消息后，蔡元培先请邵飘萍草拟一份辞呈，然而大家对邵稿不甚满意，于是只好先散了，带着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议。

　　到蔡家后，经过再次商议，决计不用邵稿，由胡适另外起稿，在胡适的稿上蔡元培又进行删改并邀请了汤尔和再加商议。

　　胡适前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作为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发表在1923年1月21日的第38期《努力周报》上。仅仅这样一篇文章显然影响力不够，胡适动用人际关系网络，希望借助朋友之力更大范围内掀起舆论影响。

　　蔡元培辞呈见报的第二天，胡适给任鸿隽写了封信。第三天（1月20日）给朱经农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希望两人帮助联络上海文化界名流，写文章呼应蔡元培辞职，扩大影响力。

　　胡适在1月18日作《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加以支持，指出蔡元培的此次辞职“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1月25日，胡适又作《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他在文中主张北京教育界应该认清蔡先生“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的苦心；应该继续维持各学校。文中还说：“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文中最后对政府提出两项忠告：彭允彝不能不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不能随便任命。

　　1月28日，胡适又发表《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一文，指出在这个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但他这种使人们反省的正义的呼声却是不可不有的。

　　2月4日胡适又发表《蔡元培是消极吗》一文，肯定并支持蔡元培“有所不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