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与“五四”的深层互动最终还是在文化方面。与当时众多中国文化人与儒家传统激烈对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地批判。他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

　　在上海时，他问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

　　他有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的问题，后来他判定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

　　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缘起，则要追溯到老子与孔子哲学。他对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温和的态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于道家的处世哲学。

　　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等在中山公园今雨轩为杜威举行六十岁晚餐会。

　　由于这年杜威的生日恰与中国农历所记孔子纪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所做的祝词中称：“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学，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并将两人的思想作了比较，在列举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处的同时也指出相异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难养，杜威说男女平权；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导创造。”

　　一年之后，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典礼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对此没有反感，反而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认真地体验古老中国的习俗，由衷敬佩中国民众创建共和的巨大热情，并在《新共和》与《亚细亚》两本杂志上发表几十篇文章，内容主要为向西方介绍中国，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为中国辩护的意味。

　　1920年，杜威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杜威所倡导的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推进社会变革是实现民主的基础。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民主方法就是通过公开讨论来进行说服……用讨论的方法替代压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现。”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带来暴力的结果。

　　他看到中国公共集会的场所少，并在《德莫克拉西的真义》一文中坦率地表示“这是一个大缺点。”并告诉听讲的学生：“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

　　在这点上，1920年由苏联到中国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两年的罗素与杜威有相同判断。他感受到中国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与仇恨，根本原因在于外寇入侵和贫富差距太大，他在后来的《远东问题》中预言：“中国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放弃一切传统价值走向极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国会因为极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会认识到暴力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和平，中国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很伟大的文明。”

　　杜威曾与罗素在湖南督军谭延闿家共进晚餐，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时他说，希望中国的雇主和劳工之双方进步与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杜威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7月18—23日在济南讲演后，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谒孔庙、游览青岛，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离开中国前谒孔庙，也许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杜威是同意的。

　　有人说，上述事实表明，如果当时中国五四运动的众多发起者存有杜威那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将朝着理性、温和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后来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暴力事件发生。而现实中的众多中国人就如杜威所言，他们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从而引发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方向的五四运动。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它对教育的影响延续得最为稳定，这些影响中包含了杜威所发挥的作用。

　　杜威主张用科学和实验的方法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这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议，因为依靠科学实验产生的理性来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18-19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和理性成为许多人的宗教。唯物论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并非仅仅杜威少数人。

　　在教育上，杜威主张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要确保机会平等；教育的目的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决定，让学生成为主动、活泼、独立、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协作和服务的精神与能力，做一个能与他人合作并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人。杜威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

　　一个夏日的午后，杜威、胡适、蒋梦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个屎壳郎在奋力推泥团，屡败屡战。胡适和蒋梦麟都称赞屎壳郎有恒心和毅力，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因为按照杜威提出的实验主义反省“五步思维法”，屡屡失败的屎壳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杜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机构制定的《学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史称“壬戌学制”，标志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其中强调了体现杜威教育观念的七条原则：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1923年的新小学课程和1929年的修正课程也都是着重于“儿童是学校中心”这个观点，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的影响。新学制和新课程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杜威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催化的作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停留在书本、文章和各种争论上，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由文化深入到了各个层级的民智启蒙。

　　中国之行也给杜威的人生产生深刻影响，杜威在1920年1月13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儿简•杜威1939年在《杜威传》中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

　　胡适当年送别杜威时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受杜威的影响，胡适在北京大学最先提倡选课制，他后来回忆说：“关于文学的功课，三十年前我们在北京，就提倡选课制。大学选课制度是让学生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让他多暗中摸索一点，扩大其研究兴趣。讲新教育要注意兴趣。所谓兴趣，不是进了学堂就算是最后兴趣。兴趣也要一点一点生长出来，范围一点一点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