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把这么多个大师级的人物集合在一起，能处得来吗？

　　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在北大的讲堂上，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而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维护文言文的地位。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这些人似乎在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理念。

　　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互捧、或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

　　本来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互相谁也瞧谁不服气，共处一堂，是很容易滋生矛盾的。

　　但是，这难不倒蔡元培。用老百姓的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就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如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对同样一件事，看法也很难没有分歧。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途径无非有两个。

　　其一，是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动物界，如果在争夺交.配权时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这个物种肯定不会得到好的发展，也很容易走向灭绝。倒是弱者能够对强者臣服的种群，能够有利于繁衍光大。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人没有虎豹凶猛，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是靠群体的力量，离开群体个人是很难生存的。但是，至少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弱者对强者的臣服，群体是不能维持的。

　　弱者对强者的臣服，这应该是封建专制及其之前的奴隶社会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条件。所以，才有人被神化，有人拜倒在“神”的脚下，所以才有勇敢和智慧本身能成为道德。崇拜其实也是一种臣服，只是从表面看不是被强迫，而是心甘情愿。但臣服就是臣服，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

　　要使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在相处在一起，这第二个途径便是“兼容并包”。不仅仅是求同存异，而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能够互相包容，进而能够在一起和谐相处。

　　何为共和，或许共和真谛就是“兼容并包”。

　　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毫无疑问，一个社会能实现兼容并包，标志这个社会已发展到了民主社会的较高阶段。

　　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肯定是个伟大的社会，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社会。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要建立在很高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之上，与此相适应的，则是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已经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当然，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同样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产物，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或许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落到实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它反映了领导办学事业的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精神，如果放大了来看，它更反映了这个领导者对自己理念的自信，而蔡元培就具备了这种自信。

　　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争论，在课堂上则大肆抨击，而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友谊。

　　正如一位老先生所说：“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家辜鸿铭就不买胡适的账，他认为胡适号称治哲学史，但却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硬充门面、画虎成猫、误人子弟。

　　而章太炎的高足黄侃也看不起留美的洋博士胡适。但这可不是唯一让他看不上的人，黄侃在上课的时候骂起同门师弟钱玄同来也照样毫不留情。以至于两人同时上课，因教室相邻，钱玄同这边听得字字入耳。连下面听课的学生都忍不住好笑，但钱玄同站在讲堂上若无其事。

　　当年就曾在下面听课的王昆仑回忆说：“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陈独秀曾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其实，他更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本人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呼吁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行事风格圭角毕露、锋芒侵人，个人生活上也是放浪形骸、不检细行，往往给他的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他曾去当时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消遣，有时闹到被妓女控告、被警察局传讯、被小报大肆渲染，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这位运笔如枪的仲甫，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恐怕早就被赶出北大了。

　　难得的是，蔡元培自己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了，但蔡元培并不以自己的道德标尺去苛求他人。蔡元培对陈独秀之爱护并不是毫无原则，而实在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后者是难得的人才、有益国家，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情、支持。

　　能使各类学术人才兼收并蓄，并造成了一种大家和平共存、不相妨害的局面，当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

　　比如，校长蔡元培处事公平、不偏不倚，使各路才俊心服口服，把彼此的不满和争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比如，需要这些人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能够宽容相待。宽容和包容，本身就是较高道德水平的表现。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

　　被踩的人马上大叫起来：“长眼睛没有，往哪儿踩呢？”

　　另一个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怕踩把脚放家里呀！”

　　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

　　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

　　却发生了另一幕：踩人的人正要向被踩的道歉，但还没等他开口，被踩的人先和他道歉了。

　　还能吵起来吗？

　　这便是俩个地方的差异，这便是人的道德水平的差异。

　　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意义可不止是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的人，能够相处在一起，不是的。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学术方面。

　　正是在这个“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景象。

　　北大设立研究所，组织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促进中西学术交流，为师生提供从事高深研究的机会。

　　各类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改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胡适、马叙伦等组织的“哲学研究会”；梁漱溟组织的“行知社”；徐志摩组织的“阅书报社”；其他还有“教育研究会”“成美学会”“进德学会”“雄辩讲演会”……

　　在北大校园里的刊物，有校方编办的，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有教授私人筹办的，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读书杂志》《语丝周刊》《现代评论》《猛进》；也有学生自办的，如《新潮》月刊。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最为有名。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的办学方针，则鼓励师生学术争鸣，培养学生的思辨力，开创学术自由的风气，促进新思潮的传播。

　　这时的北大创办才仅仅20多年，得益于蔡元培的“十六字办学方针”，北大已迅速跻身于当时世界一流的大学。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例如物理专业，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的殚精竭虑，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