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发。当时的蔡元培还身在德国，正在一所德国小镇的中学里埋头于他的心理学实验。这时，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了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蔡元培敏锐地感觉到：划时代的转折来临了！

　　蔡元培马上提前结束了他的研究，赶到德国首都柏林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进展。他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们一起阅读报章上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相互联络，想办法响应国内的革命。

　　这时，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给蔡元培来电报促其回国，蔡元培即取道西伯利亚，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

　　从此，蔡元培投身到了创建民国的事业。

　　孙.中.山在筹建临时政.府时，本提名章太炎入阁任教育部长，因章太炎性情率直，与同志多有积怨，反对的人很多，于是，孙.中.山把人选改为大家眼中温和宽厚的蔡元培。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一众革命党人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组建政.府部门的时候，任命学界革命党人中声望卓著的蔡元培当教育总长。

　　蔡元培本来曾有过“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誓言，这时候孙中山要他去政府中当官，蔡元培先是婉辞。但眼见国家初创、百废待举，还远远没到“功成身退”的时候，而且孙中山派来的代表说，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就任，恐怕其他的职位大家都不好就任了。于是1912年1月5日，蔡元培便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出现在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首次国务会议上。

　　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初创，可谓无钱无粮。教育总长蔡元培曾问过给予他任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教育部在何处办公，结果孙中山答以“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

　　有一天，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自己挟了块白布，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

　　办公条件可以简陋，排场也可以不讲，但用人是不能有半点马虎。在延揽部内人员时，蔡元培力求用一流的人才。许寿裳、周树人（鲁迅）、蒋维乔、钟观光、俞大纯等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陆续进入了教育部。

　　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叫王云五，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蔡元培细阅之下，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

　　这个王云五，后来成为著名的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两人从此也缔结下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一天，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孔学商榷》一文，看后很是欣赏，一打听，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

　　蔡元培用人的另一个原则是“为事择人，不设冗员”。诺大的一个教育部，连誊写杂务在内只三十余人，不足其他部门的三分之一。

　　万事开头难，开头的事情也特别繁杂，如摸底各地的教育状况，有多少各级各类的学校，使用的教材情况。当时，教育部的各位同仁工作都特别紧张，有人说，“其工作气氛颇似书局之编译所，而绝少官衙习气”。

　　当时，部内除总长和次长外，统称筹备员，无官职和等级之分。每人每月薪俸，均为几十元，次长和总长也不例外，酷似黎元洪领导下的首义之后的湖北军政府。

　　中国古代至晚清，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府学和县学。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是地方性的官学，属于教育、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教学内容专攻儒学。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

　　(二)书院。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末五代，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它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县学的特点。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兼学古文、制艺，发展至后期，又兼学历史、舆地、说文、算术、金石。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少数官办。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较周详，注重精研古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书院掌教人选，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

　　(三)社学和义学。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至正九年(1349)，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明洪武八年(1375)诏府、州、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

　　(四)私塾和家塾。它们是历史悠久、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其一，弟子从师，是为私塾；其二，师从弟子，此则当为家塾。”

　　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收教贫寒子弟；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专教一姓子弟；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教其子弟；四是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

　　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目的是学习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做准备。

　　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

　　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

　　总体来讲，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

　　西风东渐，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清朝光绪末年，一份名为《强迫教育章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

　　旧时的所谓“强迫教育”，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全民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各府州县设40处；孩子满了7岁必须入学，否则“罪及父母”；朝廷每过两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查实后予以处罚；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也会给予奖励。

　　朝廷的诏令一出，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强迫教育”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在广州，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为“强迫教育”的实施做准备。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德政”变成了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进学堂去？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

　　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结果，推广“强迫教育”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强迫教育章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接下来便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和大清帝国的衰落，痛定思痛后的“教育救国”的勃兴。

　　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复中华。

　　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更是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在“教育救国”的实践中，蔡元培当然是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国家的教育该如何筹划？所谓教育方针一日不明，全国学界就难有旨归，有关人士不停的呼吁，请总长定夺。

　　蔡元培没有让大家失望，多年从事教育和出国游学的实践，似乎已经使他成竹在胸。但是，他还是特别注意倾听各方的意见，特別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对于有些人，蔡元培不惜登门造访。由于善于汇集众人的意见，一个接一个的新政便陆续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