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稳定金融，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就对相关人士的热心提醒，给予了高度重视。

　　首义后的十月十三日，就发布了如下布告：“照得湖北官钱局票纸早已流通民间，为数甚巨，现在鄂军都督首举义旗，兴复汉族，断不能使同胞受无端损失。自克服武昌，即派兵将官钱局所有财产资本竭力维持，丝毫无损。除武汉地方已饬收兑官票业经行用外，诚恐各州县乡市镇末及周知，致失信用，合行布告一体知悉，务将官票照回兑用，勿得恐慌顾虑。切切此渝。”

　　这样一来，在人心惶惶之时，便很快稳定市场，稳定了物价，最终也稳定了社会。

　　军政.府还有一个重要举措是保护传统文化。

　　在繁忙的军务中，军政.府成立伊始就派专人清点文庙、礼乐二库中的典籍文物，同时发布如下保护文庙文告：“照得文庙为民国文化之源，理冝遵重。无论军民人等车马往来，均须往道而过，不得径行直撞。如违，即由警察押送武昌府查办。决不姑寛。其各凜遵勿违。特示。”

　　军政.府对文庙遵孔的礼制，也提出了除旧立新的改革，去除跪拜之礼，改成三鞠躬。祭服改为便服，“凡涉及迷信者”，一律废止。

　　军政.府特别强调，所有人信仰自由，无论信仰何宗教，“一视而同仁都受军政.府的法律保护”。“凡有教堂教会处，尤其格外保护。教民不得欺负平民，平民也不得欺侮教民”。除孔庙、教堂外，对供有关帝、先农坛、岳武穆、周廉溪、賀文忠等庙宇，也照旧祭祀。军政.府的这一系列的举措，深得民心，使其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十月下旬，同盟会的领袖人物，革命党研究法律的专家，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来到了武汉。

　　宋教仁的到来，使武汉这个新生的民主政权的立法，也进入到了议事议程。由宋教仁起草，黎元洪主持制订的《鄂州约法》，很快出台。

　　《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共七章六十条。明确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及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构成；

　　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其权限类似于总统。有依法公布法律、宣战、媾和、统率水陆军、任命文武官员、宣告戒严、赦免等权力，都督对议会负责。

　　议会由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有制定法律、审理预决算、议定条约、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或弹劾的权力。

　　政务委员会为行政机关，委员由都督任命，执行政务，发布命令。

　　《鄂州约法》还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通信、居住、保有财产、营业等自由，享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及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并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这一约法为中国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宣示了民主共和国的形象，成为其他省份制定的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非常可贵的是，《鄂州约法》还规定了军政.府都督的任期，“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 任期制是现代民主制度重要特征，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保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鄂州约法》这个基本大法的基础上，黎元洪还制订了一系列的具体法规和方针政策。

　　其一、保护实业。军政.府派出专人，将原“劝业道署”的全部资料和卷宗，及各实业学堂，并一切器物、财产等，一一调查清楚，注册加封，派人管理。也同样专门发布了告示，“无论军民人等，不准破坏侵占”。武汉三镇的丝、麻、纱、布四局 ，造纸厂、工艺传习所、蚕种制造所等，包括各县的银、铜、铁、硫磺等矿产，都得到了军政.府有效保护。

　　其二、废除苛捐杂税。明确规定，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税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永远裁撤。各属杂捐，除地方所用者，概行免除。

　　其三、为减轻民众负担，一律实行低薪制。军政.府设部授官时，有人也曾提议按官职高低，设立薪金等级。遭到蔡济民，蒋翊武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后决定，自都督以下，不论职务高低，薪金都是二十元。军队的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也就是说，黎元洪的薪金，只比普通士兵多十元。在现代国家，很多国家的将军和士兵的薪金差别不大，但人们还是更愿意当将军。因为在人群中发号司令，不是花钱能买到的享受。这或许有利于避免，官职成为追逐物欲的场所，为真正有能力有管理专长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直到离开湖北北上，黎元洪拿的一直是这每月二十元的薪水。这显然和法国的巴黎公社在指导思想上是相通的，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过巴黎公社这一做法，说这可以防止“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

　　其四、扶植商、农。军政.府在告示中明确，“搅乱商务者斩”。“维护商务者赏”。努力遏制乱罚款，乱收费的现象。对农民实行“本年中的丁漕概行蠲免”。“本年以前积欠丁漕，也概行蠲免”。从而，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其五、改革司法。武昌起义成功后，军政.府就设立了执法处，管理司法事务。在省城设立了江夏审判所，上诉审判所。依照法律程序审判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结束封建专制下诉讼的黑暗。

　　在阳夏战役中，民军尽管表现的英勇顽强，但终因实力相距悬殊，致使民军一直处于下风。但在此期间，民军也有重大收获，特别是海军的起义，对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争取海军起义，黎元洪功不可没。

　　随着汉口和汉阳先后被北洋军攻陷，武昌也暴露在北洋军的炮火之下，黎元洪是做好了与武昌共存亡的准备的。

　　都督府顾问李国镛极力建议黎元洪到九十里外的葛店暂避，黎元洪觉得自己做为主帅，有临阵脱逃之嫌。

　　李国镛见黎元洪在犹豫，就进一步劝说道：“葛店地处武昌下游，东可联络三江援军，北有青山海军屏障，踞中守要，各省援军一到，就近渡江，直攻清军后路，清军首尾难顾，何愁不能夺回阳夏。”

　　黎元洪觉得李国镛的分析有道理，这时，其他人也来劝说黎元洪到安全地方躲避，留下的人也好安心打仗。这样，黎元洪便于十二月一日，由洪山出发前往葛店。

　　李国镛（1860—1942），字钰珊，湖北沔阳（今仙桃市）西流河镇杜窑村人。早年经商，在武昌开设谦记土庄。曾游历日本，与武汉各界均有联系。

　　辛亥革命期间，投效黎元洪，任都督府顾问，颇为黎重用。曾经办外交，组织保安社及赤十字会，参与南北交涉，慰问前线将士及伤员，购买.枪支，犒赏起义海军人员等事务。一九一三年响应孙中山发出反袁号召，参加反袁斗争。一九二二年任调任弦口征收局长。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避居乡间。

　　他的著作《李国镛自述》，是研究武昌首义和黎元洪及军政.府活动的重要文献。

　　李国镛关心故里，先后两次任督办修建草八垸堤闸。一九二六年草八垸溃口灾情严重，李国镛协同其侄子李之龙（中山舰舰长），在汉口聘各文艺团体义演一周，所得五船物资全部运回家乡，救济灾民。

　　力量的对比在哪儿明摆着，黎元洪比谁都清楚，武昌的失陷只是个时间问题。下一步如何去做？黎元洪已经有所考虑，武汉三镇丢了，湖北军政.府还可以凭借湖北的广大地区进行周旋。但是他深知，独木不成林，仅靠湖北一地，是很难与清廷，与北洋军抗衡的。必须要有外援，必须和宣布独立的各省采取联合行动。

　　黎元洪首先做的事是，给南方宣布独立的各省发电，请求援助。他在求援的电报中写道：“各省都督鉴，鄂事紧急，因老兵多阵亡，新兵不足用。汉阳已失，枪炮子弹又告罄，应如何救武昌，定天下，惟贵都督荩筹，如何布置，祈速复。”

　　除此之外，黎元洪想到的另一个出路是议和。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快，只要争得时间，以时间而换空间，形势将越来越向有利于民军的方面发展。

　　黎元洪对议和并不报多大希望，但他需要从议和中给自己争取时间。

　　议和不是黎元洪的一厢情愿，袁世凯已经几次联系过了，只是，没吃到苦头，黎元洪和军政.府一干人没当回事，现在的形势下，不能再不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