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礼的情形，蔡元培在《杂记》中这样写道:“午后三时，往周峻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即往留园，四时行婚礼。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歇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订婚之经过……”

　　于是，在婚宴上，蔡元培落落大方地向宾客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

　　他从征婚条件开始讲起：“第一、我年已五十五，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第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第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第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第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

　　“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新六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随后，蔡元培讲述了和周峻的恋爱经过并吟诗一首：“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无论周峻是否有志于留学欧洲，总之听闻蔡元培要出国留学，她是愿意相随的。婚后十天，蔡元培兑现了“海外游”的承诺。

　　7月20日，他携周峻及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乘波楚斯号船离沪赴欧洲考察。也就是说，蔡元培与周峻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他们的新婚蜜月的。

　　此番情景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峻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

　　蜜月旅行结束后，蔡元培一家定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把夫人和女儿都送进了国立美术学院。周峻本就是才女，在相夫教子之余得以重返校园自然高兴，不久就习得了一手好画艺。

　　因为蔡元培名义上毕竟还还担任着北大的校长，在此后的两年半的时间里， 除了北大方面的一些事务外，他还以社会名流身份，从事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等多项活动。

　　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度过的。

　　这时候的他又重操旧业，着手编译《简明哲学纲要》一书。同先前一样，这是继续按着和商务印书馆约定， 用商务印书馆预付的稿酬，用于维持举家旅欧的费用。此书于1924年8月在上海出版。

　　在比利时期间，他曾应邀前往沙洛王劳工大学，作《中国之文艺中兴》的演说。纵谈了中国和欧洲文明的发展历史，主旨仍是东西文化融合，该演说词在《东方杂志》刊载。

　　1924年初，为了便于妻女学习美术，蔡元培移居法国巴黎。

　　3月底，他应留英学人的邀请，赶赴伦敦。游说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力促其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文教事业。并且向当地散发了《处理退还庚款的备忘录》。

　　随后他前往哥尼斯堡，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德国学术界，为康德诞辰二百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表达了中国的学术界对这位哲学大师的尊重和重视。

　　返归法国后，又协助留法学生举办了留法中国美术展览，并为展览目录撰写了序文，向欧洲公众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他还参与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部分事务。

　　8月间，蔡元培到维也纳出席第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其后。又在荷兰海牙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国际民族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其中心议题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的民族问题。

　　此时，他对民族学产生浓厚兴趣儿。与会期间，他遇到了莱比锡大学的同学但采尔。这位现在已经是德国的民族学的专家，竭力劝说蔡元培到汉堡去，说那里博物馆的民族学的历史资料特别丰富。

　　十一月底，蔡元培即到汉堡大学报名入学，进行有关民族学的学习和研究。时年他已经是58岁，从他初到德国留学至今，已经流逝了20个春秋。期间历经风雨，却未曾改变，童心搬的求知欲。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到了欧洲。

　　无限悲痛的蔡元培马上撰写挽联和祭文，以表哀思之情。

　　他在挽联中写道：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对孙中山先生是十分敬重的，其挽联可谓溢于言表，既挽逝者，又鞭策后人。联语不但对仗工整、构思精巧，而且言简意赅，含义深远，实为挽联中之佳作

　　4月12日，旅英各界华人在驻英中国使馆举行追悼大会，蔡元培亲致悼词。

　　他沉痛地说：“现在，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侯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我们大家若是都能本着他卓越的政见，而师法他的毅力，为不断的奋斗；师法他的度量，为无涯的容纳；将来终有一日，把孙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那就我们现在的追悼会，也未尝不可算是孙先生复活节了。我们还当于极沉痛的聚会中，提出极严重的责任心，才能不辜负孙先生呵……”

　　像民初的很多政治家一样，蔡元培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讲家。这一番话，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随后，抗议日本资本家和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工人的“五卅”运动爆发。蔡元培致电北大及全国各社会团体声援，并敦促政府“宣告列强，指明此次冲突，实为外国行政机关及其他不平等制度在华不能相安之铁证，应即废止，应特派全权专使另订平等新约，并对此役牺牲者有相当赔偿”。

　　五卅惨案也称为五卅血案，发生于1925年5月30日。

　　当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

　　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接踵而来的大革命的序幕。

　　时间走到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大举誓师北伐的前夜，国内的政治形势转折之时，往往就是蔡元培投身其中之时。

　　这个时候，北大及教育部还在一再电促蔡元培，请他回到北大校长的任上。

　　从欧洲回上海第二天，蔡元培就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他说，国内军阀混战“殊非国家、人民之福……军阀均是一丘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则同。故余深冀今后之政客学者，能幡然悔悟，即不能积极造成真正为国为民之军队，以扫荡恶势力，亦当消极的不予军阀助力。矫除利用军阀之心理，其无形成造福于民不少也”。

　　6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北洋军阀的国务院和教育部再辞北大校长职，以示再不与军阀合作之意。在蔡元培看来，北洋的当权者已远远脱离了孙中山的路线，越来越成为全中国的共敌。他要支持的，是国民党.领.导下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的事业。他要做一个身先士卒的坚定的国民党人。

　　蔡元培绝不仅是让人如沐春风式的师长，也不止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家，那只是他多面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蔡元培还是清末民初一位在政界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走进蔡元培的世界，不得不再次重提他的这个侧面。

　　看一看学界之外蔡元培此前此后的履历，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第一任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便可略见端倪。当然，这绝不是说，蔡元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

　　名列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蔡元培，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真身？归根结底还是在教育上。而蔡元培的多重身份，给他施展教育领域的抱负、深远影响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那样一个岁月里，如果没有蔡元培这样既有学养，又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革命家，更有其对知识和思想的深深体知，他在学界所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