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毕业之前，他在国内已经“暴得大名”。主要起因是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该刊于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怎么会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在民国初年，有一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同乡会，以及遍布各地的同乡会馆。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一个是安徽怀宁（今天的安庆）人，一个是安徽绩溪人。同乡是很容易建立起联系并相互帮衬的。

　　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原名），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名气，也没有稿源，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还有就是一些安徽同乡的读书人帮着一起写。可以说，《新青年》在创办初期是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刊物。

　　胡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当时亚东图书馆经理、同为安徽人的汪孟邹介绍给陈独秀的。

　　当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一位老乡，说他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此人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时。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脱口而出。

　　原来，陈独秀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老乡。此前，胡适曾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还有，胡适也曾把都德的另一篇小说《柏林之围》，译为中文，发表在章太炎主办的《甲寅》杂志上。这两篇译文陈独秀都认真的读过了，而且不但对译文，对译者也印象深刻。

　　译文自可表达译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柏林之围》的译文在《甲寅》上发表后，章太炎曾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写一些政论方面的文章。胡适给章太炎回信表示自己学业忙而婉拒。但在回信中，胡适表达了通过翻译外国文学来改造祖国文学的思想。胡适的回信被章太炎刊登在了《甲寅》杂志上。

　　这封刊登在了《甲寅》的信陈独秀也看到了，并由此对胡适有了更多的关注。胡适的名字，第一次被别人所提及，是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大力向读者推荐胡适的《割地》和《柏林之围》两篇译作。

　　汪孟邹不知道这些，听了陈独秀的话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

　　陈独秀说：“《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

　　陈独秀说的就是上边提到的胡适给章太炎的回信

　　陈独秀忙让汪孟邹向胡适约稿，嘱托“言语写恳切些”。

　　于是陈独秀的《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汪孟邹就把它寄给了远在美国的胡适，并写信给胡适转达了陈独秀的约稿之意。

　　此后每次见面，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

　　于是汪孟邹只好一再催促胡适，让他赶紧写东西寄来。

　　汪孟邹（1878～1953），和胡适同为安徽绩溪人。20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的《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出23期。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十年后设立编辑所。他人极忠厚，和陈独秀、胡适、章太炎私交很深。

　　1916年2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封信。这也是两人通信的开始。

　　收到胡适的来信，陈独秀非常高兴，更加期盼胡适的大作。

　　1916年夏，胡适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从那以后，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通信》和《藏晖室札记》等文章。

　　至于胡适怎么会想到要写《文学改良刍议》呢？

　　这当然也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对于文言文的晦涩难懂，胡适早就心中有异，但还有直接的原因。

　　胡适做为公费留学，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还有一张小传单，传单上写着“多种树，种树有益”，“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等宣传文字。这其实是当时在监督处工作的一位名叫钟文鳌的外国人，给这些留学生寄支票时夹带的“私货”。

　　对于这些传单，胡适平时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适心情不好，他收到传单后立马回了一张小纸条给对方，说：“像你这样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的人，最好闭起你的鸟嘴。”

　　然而，纸条寄出去以后，胡适很懊悔，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样一位热心于中国事务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时也自责，做为一个中国人，自己没有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改良尽力。

　　此后，他便和之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语言学家赵元任开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等问题。

　　1915年，胡适写了一篇名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比如他举例说，文言称“犬”，而人们口语早已称“狗”；文言“乘马”，而白话是“骑马”。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大以后，又经常和任鸿隽、梅光迪等人辩论白话诗的问题，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思想，决定不再写旧诗，而专用平白易懂的白话写诗，这也就是后来《尝试集》的由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陈独秀的影响。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份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所谓八项主张，就是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讲欲字欲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对胡适的这八项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有了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收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口气读完，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找到了知音？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章结尾，陈独秀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和陈独秀未必能够想到，《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