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能够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有人因为写了封信，而立时变得声名显赫。有人参加考试时什么都不会，挖空心思在其考卷写几个不相干的字，交了白卷，竟成为了白卷英雄。

　　劳乃宣是不是想这样呢？是不是想抓住机会，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呢？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一遇有合适的气候和舞台，就会跳出来表演。

　　劳乃宣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如他所愿的到了袁世凯的手中。

　　劳乃宣的苦心还真没白费，袁世凯看后虽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却对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当参政吧！”

　　这件事传了出去。作为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不但不旗帜鲜明的反对劳乃宣的一派胡言，反而要请他为参政。这很容易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说明劳乃宣说出了袁世凯的心声，说明袁世凯是支持复辟的。

　　于是很快，鼓吹复辟成为了登龙术，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

　　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 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此人恰是附和劳乃宣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

　　听到这个消息，劳乃宣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实在搞不清楚袁世凯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考虑了一整天，“车不落险地”，觉得此行风险实在太大，决定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既然主张复辟成了升官捷径，于是乎，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

　　除了宋育仁的“还政清室”说，还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宋育仁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

　　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宋育仁（1857－1931），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

　　刘廷琛（1868—1932） ，字幼云，晚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县人。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于乡，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

　　在北大校长一任上贡献最大，是我国近代开创分科教学第一人。

　　刘廷琛受其父刘云樵影响，擅写草书。书法作品为许多收藏家珍藏。青岛“礼贤中学校”、“谦祥益”及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 “望古遥集”、“羲皇上人”枋额、《靖节先生祠堂记》碑刻，均为刘氏所书。刘廷琛亦擅诗及作文，有《潜楼文稿》等著作行世。

　　鼓吹复辟的谬说越发猖獗，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世凯，义正辞严，力辟邪说。

　　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

　　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世凯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世凯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为人。

　　复辟袁世凯是欢迎的，但“还政清室”，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袁世凯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他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呼声鼎盛，袁世凯乃不得不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

　　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

　　查办本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料宋育仁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急于立功，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对他指名道姓检举揭发。这样一来江朝宗不能不公事公办，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

　　马车夫对宋育仁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

　　宋育仁心惊胆颤地去见到了江朝宗。

　　江朝宗含笑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育仁应命写来：“劳乃宣着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育仁的应变之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

　　在这之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

　　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世凯的北洋系也摸不清袁心中的真实想法，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奕棋，政体岂同儿戏！”

　　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不明所以，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

　　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

　　可这个判决到袁世凯手中时，却被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三千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三百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十一月三十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育仁上车，宋育仁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育仁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育仁要特别优待。

　　十二月三日宋育仁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芝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

　　而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育仁见面。

　　宋育仁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世凯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三年袁世凯聘其为清史馆馆长，他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

　　袁世凯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

　　赵尔巽随后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

　　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因对川民的保路运动大开杀戒，得绰号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大总统替这位赵屠户昭雪。

　　袁世凯乃于民国年三月二十四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

　　赵尔巽并不完全满意于这个昭雪令，但勉强出山了。

　　他就任清史馆长后，自我解嘲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

　　这简直是不伦不类的态度，但他却怡然自乐，认为是义薄云天，忠贯日月，大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气慨。

　　赵尔巽虽然自认为对清廷很忠心了，可是另一个遗老梁鼎芬却写信骂他：“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

　　提到梁鼎芬，这是个顽固得透顶的遗老。民国二年三月二日已退位的清隆裕后梓宫奉安典礼，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宣伏地痛哭，如丧考妣。

　　这时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则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看见孙宝琦，眼珠里几乎要出火了。

　　假装不认识，上前问道：“先生是哪一国人？”

　　孙宝琦说：“节庵，你开什么玩笑？”

　　梁鼎芬板起面孔呸了他一口，就大骂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你就不该到这里来；你如果还记得做过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你带信给你那个亲家老鬼，叫他别活在世上吧，免得丢人！”

　　一旁伏地叩头的劳乃宣跳了起来，大呼 “骂得痛快！”原来奕劻这时在天津租界作寓公，清室召他来料理丧事他却置之不理， 一般遗老都不耻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