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所作的贡献，不能不谈及美育，而一旦谈到美育，就一定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北大校长任上，蔡元培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育。”

　　他说：“人的一生，不外乎意志的活动，而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供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由于感情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

　　美育，又称美感教育。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

　　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美育”一词也是由他译自德文）。

　　在蔡元培看来，爱美是人类性能中固有的要求，“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善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

　　美育的独特功能，不仅在受美育的当时，能得到美的享受，可以“怡性悦情”，而且可以获得审辨美丑的能力。

　　他在《美学观念》中，把科学、道德、审美作了区别：“科学在于探究，故论理学之判断，所以别真伪。道德在于执行，故伦理学之判断，所以别善恶。美感在于欣赏，故美学之判断，所以别美丑。”所以，美育还具有提高人的审美判断能力。

　　更进一层，美育还可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久而久之，就能培养“人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在他看来，要通过美育来培养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

　　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针对当时一股要在中国掀起倡导宗教的思潮，提出中国不需要倡导宗教，可以而且应该以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和宗教作了优劣的比较：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所以，我国只能美育来代宗教，而绝不能以宗教来代教育。

　　早在德国留学，特别是就读莱比锡大学时，他就对美育情有独钟。

　　蔡元培在后来所写的《自写年谱》中说：“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艺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

　　他在德国，不仅听美学课，而且知行并重，自己还学弹钢琴、拉小提琴，把学到的美学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

　　蔡元培从德国回南京，受命担任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调绍兴同乡许寿裳到教育部，许寿裳又推荐了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鲁迅)，协助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1912年，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中。

　　由蔡元培主掌的教育部，先是设在南京，后又迁往北京，许寿裳和鲁迅也跟着到北京。鲁迅是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的得力助手。蔡元培对教育方针的意见，由鲁迅起草一个教育部文件，予以推行。

　　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先是做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后升任为社会教育司的佥事，主管的就是文博图书和美术教育。

　　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教育并不仅是视觉艺术的绘画、雕塑等，而是含括所有的艺术，包括文学在内。

　　受蔡元培的委托，鲁迅积极在北京实施艺术教育，向社会推行美育，甚至在暑假中还举办美术演讲会。鲁迅在暑期的美术演讲就先后举办了四次，1913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是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之上作了发挥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文学艺术(总称为美术)的作用和价值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到北大不久，蔡元培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美术史，亲讲美学。不止如此，他的更大目标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

　　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到，在十年之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而停止”。

　　而美学之课在北大一直延续。他请留法回来的张竞生来北大当专职教授，继续讲授美学课程。就在北大期间，蔡元培开始了《美学通论》的撰写，写出了《美学的对象》、《美学的趋向》等文。

　　在他之后制定的一整套教育改革方案中，艺术、艺术教育及美育占据了基础性位置。在他看来，“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识，而普及于社会。”

　　这里的美育的目标人群，并不局限于艺术专业人才，而是着眼于以艺术为业余爱好、兴趣或素养的所有普通人。

　　“渺小的个体找寻宇宙的本体，在被其接纳与之合一的过程中获得喜悦与安宁。这种超越性的体验，过去人们往往通过宗教而实现。”

　　正是蔡元培，第一次为国人指出了，有一条叫做“美”的道路，一样可以抵达。

　　为鼓励北大学生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发动师生开展课外活动，组织各类社团，学校为之创造条件。

　　1917 年 7 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胡佩衡等都是初创时期的导师。

　　这个名师云集的美术社团组织，在推动中国美术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影响深远。

　　后来的美术大家李苦禅，就是在这里遇到徐悲鸿，并得到了艺术的入门教育。依旧是这些老师，依旧是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一年后共同成立了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如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

　　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鼓励，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聘请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导师。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宗旨是培养音乐人才，国乐专家刘天华是音乐传习所的导师之一。传习所师生经常举行音乐会，并出版《音乐》月刊。

　　文学艺术社团、文学研究会、书法研究社等也纷纷成立。

　　后来，张竞生还发起成立了审美学社，出版审美丛书。

　　这种由蔡元培倡导在讲堂之外展开美育的活动方式，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

　　在很长的时间里，进入北大的人都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课外的艺术氛围。国乐社、交响乐鉴赏会、文学社、新诗社、戏剧社等一到下午社会活动时间，就各自活跃起来。

　　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又成立了由王朝闻、宗白华任指导的文艺美学研究会，公开出版《文艺美学》论丛。这要归功于蔡元培美育精神的鼓舞。

　　正如梁漱溟在40年代所作《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所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全国，收果于后世。”

　　蔡元培的美育精神影响之大，乃这种缘由。

　　对于美育方面的人才，蔡元培更是格外爱惜。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无一例外均得助于蔡元培的提携。

　　他在法国就慧眼识人，不遗余力帮助林风眠，资助其生活。1928年更是不拘一格任命，28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

　　23 岁的徐悲鸿因时局动荡无法完成赴法的行程，滞留北京，也被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请到北大，成为外国画部的导师。

　　民国著名女画家、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

　　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蔡元培对女婿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

　　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生，在大学院当抄写员。他对蔡元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1928年蔡元培就将他以“驻外著作员”身份派往巴黎，月薪80元。

　　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蔡元培又适时来信：“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他的召唤让刘开渠1933年归国，后成为新中国雕塑的奠基者。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说：蔡元培“在学术上也支持了无数的人，功德无量”。这位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社会正在变革的时期，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他是做这个事情，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

　　随着美育实践的逐步推进，蔡元培越来越意识到，美育决不限于艺术教育。

　　他对美学、美育、美术三者作了区别。提出了美育不同于美术(广义的美术，包括了所有艺术)，范围不同，作用也不同。艺术里包含了真、善、美，文学的道德功利更为明显。美育则在怡性悦情，陶冶感情，培养美的精神，塑造纯洁的人格，但美育的范围却要比艺术教育广泛得多。

　　美育的工具，离不开美的对象，而美的对象广泛存在于世界上，所以，美育的途径十分广阔。

　　针对当时文化教育界普遍把美育和美术混为一谈的这种倾向，他特别地指出：“有的人常把美育和美术混在一起。自然，美育和美术是有关系的，但这两者范围不同。”不同在那里呢？“美育的范围要比美术大得多，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例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育。”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现象，从社会上的人文现象，精神现象，一直到自然现象，都可能成为美的对象。美育可以运用这些美的对象，作为美育的手段，因而美育的范围无比广泛。

　　北大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对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的教育，显著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