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政潮动荡。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则坚决不肯继续代理国务总理，总得有个结果。

　　徐世昌虽然见多识广，面对这样的时局，也不知所措。只能请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

　　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非法国会所产生的“总统”。

　　为了控制政局，三月十二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

　　无论如何，不能长时间的无政.府，便于四月八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

　　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世昌有四点考虑：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和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但当周自齐出任国务总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此说法有法理根据，逼着徐世昌于四月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

　　这一手更糟糕，不过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无一点帮助。

　　直奉双方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的缓和，而是越发剑拔弓张。

　　西方国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

　　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

　　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大量驻军。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

　　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这些列强显然有些偏向直系。

　　徐世昌和北洋的元老对局势已经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皖系便可以重整旗鼓。

　　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四十九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佩孚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

　　这两位山东军人是有渊源的。

　　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

　　十二年后卢虽贵为浙江督军，可吴佩孚已经是两湖巡阅使。

　　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虽然通电附和，但也有这样的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

　　当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很不屑：“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的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个师三个混成旅也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

　　到了四月初，张作霖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

　　四月十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

　　四月十五日奉军接着入关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十六日李景林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十七日张作霖令炮兵四营带了五十四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四月二十日派马队进驻通州。

　　进关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四月十七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曹氏兄弟看来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对于奉军的进兵非但不予阻止，而且节节退让。

　　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

　　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便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

　　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让与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不满，曹锟也看出退让于事无补，为了保全地位和权利，他终于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

　　他召来秘书，向他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

　　秘书打算把曹大帅的口谕改成文言发出，曹说：“不必了，就用我这几句话打给他吧。”

　　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浙督卢永祥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如何减轻紧张的局势，如何撤退双方的军队，如何达到和平的途径。

　　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永祥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

　　奉系这时因为南方局势有变化，广州的北伐军没有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反直联合阵线未能形成，所以很愿意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吴佩孚想的是速战速决。

　　四月二十一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向奉系挑战。

　　电云：“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见，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具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为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统一耳。

　　“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这个通电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去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派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和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因此，当这个通电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齐燮元很狼狈。

　　曹锟态度由弱转强，直奉之间局势更形恶化。

　　这时直方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溶的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在四月中开驻涿州，第十、十五两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全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

　　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

　　冯玉祥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第一旅、陕西陆军第一、二两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

　　四月二十二日曹锟通电张作霖：“民国肇建，战祸频仍，国本飘摇，民生凋敝。华府会议以来，内政外交，艰难倍昔，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内一举一动，皆为世界所注目。近者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长驱直入，环布京津。锟以事出仓卒，恐有误会，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乃陆续进行，有加无已。铁路左右，星罗棋布，如小站、马厂、大沽、新城、朝宗桥、惠丰桥、烧炮盆、良王庄、独流、杨柳青、王庆坪、静海、以及长辛店等处，皆据险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断绝，海内惊疑，友邦骇怪。

　　“锟有守土之责，何词以谢国家？何颜以对人民耶？向者国家多故，兵争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设兵事无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惨遭锋镝，国基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首！顷据张巡阅使皓日通电，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锟愚窃谓统一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方今人心厌乱已极，倚恃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皓电又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公同讨论，’似此则解决纠纷，必须听之公论。

　　“若以武力督促其后，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海内人心，岂能悦服？总之张巡阅使若以和平为统一之主干，此正锟数年来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为极端赞同，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共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诸公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远倍于锟。迫切陈词，宁候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