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皇帝觉得他多少能够看破这些表面的区别，读史依旧有用，只要别刻舟求剑，而是多去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

　　就像是读《盐铁论》之前，不可以不读《平准书》。

　　而读《平准书》之前，又不可不去读一读之前大顺征伐西域时候的“账本”, 理解一下什么叫【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

　　再去看看大顺下南洋的账本，为什么同样是万里远征，下南洋的成本就比去西域便宜的多。

　　在皇帝看来，大顺最缺的，其实就是“木牛流马”，一种高效的运输工具。

　　因为伴随着南洋和关东的开发，以及刘钰的“酿酒外贸日本卖米等蓄水池”策略, 实际上大顺能够控制的粮食产量, 实际上已经基本可以做到有灾就赈、不至饿殍的地步。

　　难度始终在于，怎么把天津港、松苏港的粮食，运过去。

　　困扰大顺的是物流问题。

　　这也就是当初刘钰在盐政改革时候说的，盐政问题想要最终解决，要么全国各地哪个省都靠海或者有井盐矿盐；要么就要有一种一个月内能从东海到西域的交通工具。

　　《平淮书》也好、《盐铁论》也罢，以此时皇帝的视角来看，都是在“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这個现实前提下的解决方案。

　　因为千里送粮损耗巨大，所以中央财政才要有钱，有很多很多的钱和财富。

　　以此时大顺的视角来看，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个物流的现实而存在的。

　　至于说专营之利什么的……皇帝整天羡慕英国的航海条例，和超高的茶糖专营收入, 以及一年上百万的东印度东方贸易品专营权收入。一个巴掌大点的小国，一年能收入两千万两，简直就是要好好学习的对象。

　　所以皇帝才支持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 直接搞了川南和淮北两个大型的半工业化大盐场——英国也不产茶叶，但依旧属于在生产端收税, 因为茶叶可以算是“东印度公司生产”的，在生产端收税之后，剩下的就不收了；而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本质上也是在生产端收税，盐是那些大晒盐场生产的，挤死低效手工业私盐，而且工厂越大越好，这方便在生产端征税，也方便一旦有事朝廷直接官营。

　　现在对大顺来说，专营之利有，粮食布匹也不缺，即便不进行全面的改革，那么要保证有灾荒的时候能够赈济，似乎就可以近乎无限期的续命。

　　因为，凡事如果只看明面的账本，是看不明白的。

　　比如前朝的农税，收的真的不多, 怎么就遍地烽火了？

　　比如漕米的600万石, 似乎也不是啥大负担, 可为啥弄的百姓困苦？

　　因为……600万石漕米，账本上只写了到账数，不会去算物流费用。算上物流费用，损耗，贪腐等，600变60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顺之前默许漕运贪腐，因为保证漕米是第一要务，剩下的都好说。就像是默许黄河决口冲南边不要冲北边一样。

　　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忙着搞大基建。到处挖运河、修运河、开运河、通运河。

　　皇帝明白刘钰为什么这么看重基建，所以皇帝很明白，刘钰说的“不需要水的大运河”以及蒸汽版的“木牛流马”对大顺朝廷意味着什么。

　　如今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里，英国选择了运河，到处修；法国选择了公路，到处修；大顺其实也只能选择铁路，到处修。

　　历史上，如果英国人修运河的时候，不要过于放任，有类似铁路一样的统一标准，以及一个整体规划，至少在英国本土，铁路这玩意儿要干过运河，可能还要等许多许多年。

　　大顺是没办法。

　　就北方这个情况，有脾气暴躁的母亲河，修运河就别想了；就黄土区和华北平原的黏土，下了雨，能把三两的鞋黏成三十斤的黄黏土，这时候修公路也是白扯。

　　在皇帝看来，那这“不用水的大运河”和人不罚马不嚼的“木牛流马”，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了。

　　如果修通了南北切割贯穿中原的铁路，400万石的粮食，运费就算消耗了七成，能有100万石抵达河南，那这简直就压根不用去考虑什么一里路一万两银子的天价，就算再加两万两，那也值。

　　皇帝不是怕人亡政息，而是怕太子按图索骥。心里压根没有啥清醒的认识，不知道变通。

　　有道，方可通万法。

　　当爹的说，要修路，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修。

　　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皇帝这二三十年就见了许多前所未见之物，要是日后遇到什么新情况，自己这个当爹的都没见过，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办，那咋整？

　　不知道咋整，只能回去看古书，古书里的很多东西，只看其形，那不非要搞出来王莽改制那一套？

　　现在的情况，在皇帝看来，真不是想退一步就能退的了，大顺已经被改革绑架了。

　　大顺征伐日本，给大顺上的一课，就是海军可以快速兵团机动，始终保证一个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

　　想要解决，废掉海军，理论上要沿着海岸线修一条上万里的铁路，那这还是得往前走。

　　大顺占据锡兰，给大顺上的一课，就是印度就是进入南洋的桥头堡。英法都在印度编制土兵，到时候一个上亿人口的地盘，有的是炮灰，到时候就南蛮入侵了。

　　不过，应该说，直到现在为止，包括皇帝在内，都还没有对贸易、商品这些事上，有丝毫警觉。这也不能说是错，只能说，现在警觉，真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

　　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属于超前课程，大顺现在是真没机会感受这种竞争。

　　那么，大顺也只能从传统的征服与统治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而从征服和统治的角度，大顺既然能去印度收税，那么欧洲人能不能在中国收税呢？

　　衍圣公挂英王乔治的画像、挂法王路易的画像，有没有可能呢？地主能不能像印度的柴明达尔一样，只要保证我继续统治，我按时交税就行，剩下的都可以？

　　大顺毕竟是经历过明末的破事的，对此，素来是觉得靠不住的。尤其是这一次孟加拉事件中的背叛，更是给了大顺皇帝一个警示，大有可能。

　　是以，已经没法退了。

　　不退，就得保持海军。

　　保持海军，就得有钱。

　　有钱，就得贸易。

　　贸易，就得进攻。

　　进攻，就得有事功之臣。

　　事功之臣，就得学实学。

　　学实学，就得搞内外分野。

　　搞内外分野，就得要求皇帝必须脑子非常清醒，保持均衡，会玩手段，明白方向。

　　不明白方向，党争就无法控制，皇帝可能要沦为党争的小弟，路线问题会凌驾在皇权之上。这既包括王道、霸道、复古、礼法、也包括进步、激进、工商、改革，还包括民本、君本、封建、一统、专营、放权等等。

　　皇帝可以有路线，甚至皇帝可以本身就代表一条路线，但皇帝不能让路线凌驾在皇帝之上。

　　这其中的区别，皇帝很怀疑太子能不能明白。

　　这也不是换个太子就能解决的，因为皇帝在改革中表现出的倾向，使得皇帝无法确定皇子们到底是认可路线，还是认可皇权。

　　而换太子本身，又似乎意味着这是皇帝在传达对路线选择的态度，实际上在这时候换人，本身就是对皇权神圣性的削弱，看起来像是降到了路线之下。

　　皇帝自己也难受，或者说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皇帝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好不好、将来的情况能否应对。

　　他在改革中成长、在实践中琢磨。而改革的过程里，又是靠刘钰这个“宠臣”去完成的，且不说本身让太子去跟着学这就容易叫人产生极大的误解，就说让太子和刘钰交往过密，皇帝自己都不安心。

　　等着改革初见成效，太子却压根跟不上时代了。

　　不是说太子啥也不懂，实际上太子小时候就跟着传教士学过数学，长大后也接触过新学学问，而且对于火车铁路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无所知，看实学书籍看的也不少。

　　而是说，太子学的太多，脑子学的泾渭分明了。

　　的确，皇帝是要搞内外分治的，但这种内外分野是要搞成一团浆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搞成泾渭分明。

　　问铁路，就照着新学的思路讲；问朝政，就照着旧学的思路来。这种泾渭分明不成浆糊的状态，是不行的。

　　皇帝很想让太子明白，铁路这破玩意儿，只是看起来新，所以翻史书，没办法以史为鉴。

　　可他娘的，你翻书的时候，没有铁路，难道没有直道、漕运、海运、京杭大运河吗？

　　看起来新，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可他娘的，大顺打西域，和伐日本下南洋，并没有相隔多少时间。都是一两万人决定战争的胜负，都是距离都城万里之外用兵，西域用兵超两三千万，下南洋伐日本不过几百万两白银，这其中的后勤军费的差距，到底是哪差出来的？

　　换了个皮，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