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棺六臣2】
这六人的性格秉性各不相同,除了这次给唐王朝抬棺,很难再用同一个标签来精准概括。然而历史是公正且无情的,“唐朝抬棺人”这一个标签就够用了。
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特意将此六人编入一卷——《唐六臣传》,在其中,欧阳修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唐亡之后无君子!
“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
这话说得略显偏激,但这就是修爷的性格,性情中人,偏感性,钢铁直男,这是修爷身为迁客骚人的豪爽可爱之处。当我们手捧书卷,读到这番话时,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欧阳修怒发冲冠,对抬棺六臣说道:“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要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手指中国地图)都是垃圾!
凡是在大唐天祐四年(907)还活着的,都是王八蛋,好人都死绝了。
修爷口中的“好人”,指的就是以“白马驿之祸”为代表的“洛阳三惨案”中罹难的念书人,如裴枢、崔远、独孤损等。
修爷指出,虽然裴枢等人无力为唐王朝续命,但他们决不“亡唐而独存”,宁可殉唐也不愿苟且偷生。
有几个跟“六臣”有关的故事,可以看出“六臣”在后人心中的形象。
元朝诗人仇远有诗云:
“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
这是一首贺寿诗,当时大诗人方回过七十大寿,仇远以诗相赠。前半句用典“六臣”,后半句用典“九老”对仗呼应。
“六臣”有五种解释:
1,上古时期与黄帝论医的六位臣工,其中就有《黄帝内经》的主要参与者、“中医始祖”、“医圣”歧伯;
2,殷商六臣,其中就有辅佐商汤的名臣伊尹;
3,汉初六反臣,其中包括韩信;
4,唐朝为《文选》做注的六位大臣。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的长子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收录了自周朝以来约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700余篇诗文,选材严谨、注重辞藻,所选大多为典雅之作,基本都是传世经典,毕竟是太子爷牵头、宫廷打造、皇家品质,值得拥有。
自问世以来,一直被文人当成是文学的教科书,属于必读科目,千余年流传不衰。
大诗人杜甫的小儿子过生日时,杜甫曾作诗相赠,以为训导,诗中就有“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告诫儿子,要熟读、精读《文选》,别干出洋相的不正经事儿!
宋代的大诗人陆游,也在其作品中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谚流传后世。
《文选》无可争议地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唐朝的李善、吕延济等六人为《文选》做注,即《六臣注文选》,是众多《文选》版本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久的注本。
5,唐末六佞臣,即上文的“专业团队”。
那么“姓名不入六臣传”中的“六臣”是借用的哪个典故,应该如何解释呢?
被赠诗的这位寿星老——方回,一口咬定是“抬棺六臣”,认为这是仇远诋毁自己,把自己比作柳璨、薛贻矩之辈,骂自己是奸臣。
方回对身边人说道:“他说我是唐末六佞臣,不就是暗指当今圣上是朱温吗?敢骂皇上是朱温,好大的胆子!”于是就要去告官,要杀仇远。
关于方回的故事,还有很多,与本书无关,不再展开。我们只说“贺寿诗事件”。
如果非要断章取义,只盯着“姓名不入六臣传”来看,仇远确实有口难辩。但只要稍微具备点儿诗词常识的,就会结合后半句,以对偶、对仗、互文等修辞手法反推整句话的真实意思。
“容貌堪传九老碑”,这里还有一个典故——“九老”,说的是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首的九位历史名人。白居易仕途坎坷,屡次遭贬,晚年退居香山,号“香山居士”,时常与文人墨客到香山寺游玩,登高远眺、吟诗作赋,陶冶情操,时人敬称他们为“香山九老”,后人为纪念他们,在香山寺修建“九老阁”,阁内塑有九老尊容,而香山寺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们的圣地。
方回也是一位诗人,所以很明显,仇远是在给方回唱赞歌,这句诗的意思是夸他的水平可以与注《文选》的六臣相媲美,与白居易等“香山九老”同日而语。
却不知为何,方回偏偏断章取义,一口咬定仇远是借“抬棺六臣”暗讽皇上,并要告官杀之。
也许……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方回的朋友们纷纷前来阻拦,拦不住,非得害死仇远不可,他道德上有问题!
这时候,仇远求到了一位朋友,侯正卿。
侯正卿找上门来,向方回打探,说我听说小仇最近得罪您老人家了,为啥?难道是因为人家是后起之秀、非主流,让您这样的主流老前辈面子上挂不住?
方回冷冷一笑,“这人道德上有问题,我要反三俗。他敢把当今圣上比作朱温,找死!”
侯正卿要过那首被当做证据的诗作,拜读一番,笑道:“小仇只说了‘六臣’,只字未提当今圣上,更没提朱温。把皇上比作朱温,这话是您说的。”
方回脸色大变,急忙夺过证据,将其撕得粉碎,“跟他闹着玩儿呢,别当真啊。”从此不敢再提告官一事。
“贺寿诗事件”就这样平息了,仇远的这首诗也因此失传,只留下“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一句。
虽然作者仇远本意并非用典“抬棺六臣”,但方回一听“六臣”就炸毛,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人对“抬棺六臣”的鄙夷和唾骂。你才六臣呢,你全家都六臣!
还有一个小故事: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其诗作《王官谷》中有云:
“视彼六臣流,耻与冠裳列。”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灭亡,满人入关的时期。顾炎武潜心钻研救国之道,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没等成书,明朝就灭亡,清军南下,其母绝食殉国,留下遗书,命顾炎武不得做满清的官。
顾炎武身负国仇家恨,积极投入到反清复明的大业中。失败后,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在此期间,顾炎武携带的行礼几乎全是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学识渊博,却秉承先人遗命,誓死不做满清的官。康熙十三年,好友们举荐他出仕做官,他回信道:“刀绳俱在,毋速我死”!
次年朝廷决定为大明修史,再次邀请他出山修明史,顾炎武严词拒绝,并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一而再、再而三的以死相拒,其忠贞气节令大清统治者都油然钦佩。
顾炎武同志翻看历史,读到唐末的这段历史,很容易引发共鸣,结合现实处境和自己的信念,很自然地挥毫泼墨,发自肺腑地喊出“视彼六臣流,耻与冠裳列”。
身为大明子民,不为拯救大明着想,而争做满清的官,这是奇耻大辱!这与“抬棺六臣”一样,一帮衣冠禽兽!
两个小故事足以说明“抬棺六臣”的历史形象。
无论“抬棺六臣”是心甘情愿也罢、是迫不得已也罢,总之,他们六人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唾骂,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