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驿之祸】

　　前蜀的西部疆域并未受到战争波及，西北重镇秦州天雄军依然控制着前蜀最精锐的一支部队——龙武军。

　　当后唐入境时，秦州节度使王承休与节度副使安重霸分析时局，讨论作战计划。

　　王承休打算突袭后唐的尾巴，这样就能使前蜀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安重霸极力反对，说如果行动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有精锐之师十万有余，又有天下第一的险要地势，后唐军队即便勇猛，也休想靠近剑门关！

　　安重霸提议二人率部南下，增援成都，以争抢“勤王护驾”之功。

　　实际上，安重霸另有其他阴谋，王承休上了他的当。

　　第二天，王承休点齐兵马，准备与安重霸一同南下。秦州当地的土豪劣绅们在城外设宴饯行，安重霸忽然跪在王承休马前，叩头道：“秦州乃国之重镇，如果我们都走了，谁来替帝国守土安民？大帅您尽管先走，我愿意留下来，替大帅守卫边疆！”

　　事已至此，王承休也无可奈何，只得带着副手——招讨副使王宗汭南下。等王承休一走，安重霸立刻向后唐献城投降。

　　按照后唐公布的政策，如果安重霸跟着王承休一起投降，顶多捞个节度副使，藩镇二把手，而他支走王承休，独自献出秦州天雄军，则可当节度使，一把手。

　　安重霸的小阴谋可把王承休坑苦了。由于东侧就是后唐的进军路线，所以王承休不得不率领一万两千龙武军绕行西侧，甚至一度绕出前蜀领土，进入羌人的地盘，通过不断贿赂的方式，艰难向成都“偷渡”。

　　一路上，穷山恶水，爬雪山、过草地，粮草断绝，又遭受羌人部落的不断骚扰、袭击，精锐的龙武军大批大批的冻死、饿死，等走到茂州时，只剩下了两千人。

　　12月14日，历经千难万险的龙武军残军，终于在王承休、王宗汭的带领下完成了长征，抵达了成都，此时前蜀都灭亡了半个月。

　　王承休向李继岌提出了投降请求。

　　李继岌怒斥道：“你为国家镇守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手握最精锐的军事部队，敌人入侵，为何不抵抗？”

　　王承休拍马屁道：“畏惧大王的神威！”

　　拍在了马蹄上，“那为何不早降？”

　　“因为王师并没进入我的辖区。”狡辩地很有道理。

　　李继岌又问道：“你带了多少人穿越羌人控制区？”

　　王承休据实回答：“一万两千人。”

　　“如今活着回来几个？”

　　“两千。”

　　李继岌既生气又痛心，之前这一万多龙武军是劲敌，现在则是我大唐之精锐，居然被你平白无故消耗掉一万多！

　　“那么，现在就是你偿还一万条人命的时候了。”

　　李继岌下令，把王承休、王宗汭满门诛杀。

　　王宗弼是前蜀朝廷内部的巨大隐患，而秦州王承休则是地方上的巨大隐患。

　　铲除掉这两个隐患之后，后唐占领军对蜀地政局做了一次大手术：原四品以上的官员，降一级任命；五品以下的，如果没有出色的才能或高贵的门第出身，一律贬回原籍。

　　又传达了李存勖下给王宗衍的诏书，李存勖发毒誓要保全王宗衍，保证他会拥有一定的封地和爵位，让他依旧享有一定的荣华富贵，安度晚年。

　　王宗衍接到诏书之后，竟然无比欣慰，开心地对身边人讲：“能当刘禅，挺好挺好。”（捧诏欣然曰：“不失为安乐公。”）

　　几天后，同光四年（926）正月初三，李继岌派李继曮、李严率本部兵马，护送王宗衍及其宗族，宰相王锴、张格、庾传素、许寂，翰林学士李昊等文武百官及其家属，共计数千人，前往洛阳听候发落。

　　2月18日，队伍行进到长安，洛阳方面传来命令，让他们就地驻扎，等待进一步指示。王宗衍没心没肺地做着成为第二个刘禅的美梦，殊不知危险已经临近。

　　一个月后的3月18日，宦官向延嗣带来了李存勖的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弄死王宗衍全家，钦此。”

　　据史籍记载，李存勖原本是要把王宗衍和他的文武群臣数千人全部诛杀的，诏书原文是“王衍一行，并从杀戮”，意思是要把这些前蜀的亡国君臣及其家眷数千人全部诛杀。当时诏书已经由李存勖批准，上有御笔亲题的“可”字，并且已经加盖了中央的官印，是一份已经生效的中央红头文件，后唐枢密使张居翰复核时，内心无比纠结，趁着左右无人，张居翰把诏书按在殿中的柱子上，提笔迅速地把“行”字涂抹，然后改成“家”字。

　　张居翰冒着生命危险，篡改皇帝诏书。一个字，救了数千条生命。

　　在长安城外的秦川驿，亡国之君王宗衍惨遭族灭。王宗衍时年28岁。

　　王宗衍的母亲大徐妃临死时，哀号道：“我儿以一国迎降，却仍落得屠灭全族的下场，李存勖，你背信弃义，违背誓言，等着吧，你就要大祸临头了！”

　　在后宫诸妃嫔中，有位“宫人刘氏”，一头乌黑的秀发，姿色甚美，刽子手忽然起了怜悯之心，想刀下留人，饶她不死。刘氏毫不畏惧，说道：“国破家亡，义不受辱！”慨然赴死。

　　当时在蜀地云游的一位叫远公的僧人，作《废国诗》：

　　“乐极悲来数有涯，歌声才歇便兴嗟。

　　牵羊废主寻颀国，指鹿奸臣尽丧家。

　　丹禁夜凉空锁月，后庭春老谩开花。

　　两朝帝业都成梦，陵树苍苍噪暮鸦。”

　　据说早在王建刚建国时，曾出现了一位行为古怪的和尚，此僧手持一把大扫帚，遇到官府、寺庙、道观等场所，就在门口洒水打扫，当时人们管他叫“扫地和尚”。该僧打扫完毕之后，就会在地上写下六个字，“水行仙，怕秦川”，无人能通解其意。

　　直到王宗衍罹秦川驿之祸，人们才恍然大悟，“水行”便是“衍”字，原来扫地僧一直在向人们剧透前蜀的国运。

　　另有史料记载，说当时（925年）前蜀负责编写历法的部门把闰月设为明年（926）正月，奏报朝廷，朝中群臣议论说最好与国际接轨，选用后唐的历法，于是把闰月移到本年的12月。

　　然而大街上卖挂历的商贩们仍然有旧历（明年闰正月）的存货，还在街上降价清库存。有人咨询有没有新历法（本年闰腊月）卖，挂历贩子随口说道：“哎呀无所谓啦，反正就一天。”也算一语成谶吧，前蜀国真的没有熬到明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