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袁绍想要做一个齐桓公，就不能没有你沮授这个夷吾，夷吾就是管仲的字。我袁绍要想做一个越王勾践，就不能没有你沮授这个范蠡。这其实已经是对沮授非常高的评价了，我们知道后来诸葛亮就曾经自比管仲，但那还只是自比，毕竟有一点张狂的感觉。而在这里沮授则是被袁绍这个拥有四世三公背景的一方军阀比作了管仲和范蠡。并且袁绍还虚心的表现出向沮授求教的姿态。

　　那么沮授是如何回答的呢？沮授在接下来说出了被后世命名为“邺中对”的一番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番话在史书中的原文：

　　“授进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见下。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沮授的话整体给人一种袁绍已经成功做到的感觉，几乎是轻描淡写的就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可实际上这一过程并非这么简单的就能够完成，后来袁绍所经历过的也是一个险象环生的非常艰难的过程，才得以实现这番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袁绍这个人心志和志向非常的远大，自视很高，又有家族的背景撑腰，所以注定了他狂傲的性格基础。对于这样一个主公、老板，其属下员工是不能够太过直白的表述自己的见解的。必须要对其进行一番粉饰与美化甚至是追捧，才能够保全自己的地位。对比诸葛亮“隆中对”的开门见山，可以直诉刘备的弱点与不足，沮授绝对是非常的不容易，既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又要照顾到主子的脾气和面子，否则说话稍微不好听了，惹恼了袁绍，地位不保还是小事，丢了性命才是更加要紧的事情。

　　所以沮授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见解，只能用这种吹捧虚伪的方式。这其实是沮授的无奈，却也是袁绍的悲剧所在。

　　我们抛开这一点不谈，先看“邺中对”本身，沮授实际上是给袁绍指出了他接管冀州后所要面对的状况，并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发展规划。

　　那么袁绍接管冀州之后所要面对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呢？在沮授的“邺中对”里说的非常清楚，首先在冀州的东面，黄巾余部正在青州如火如荼，甚至出现向外扩张的态势。其次在冀州的西面，黑山军张燕等人据守在太行山一线南端，阻隔了袁绍向西扩张到并州发展的需要。最后在冀州的北部，有公孙瓒在虎视眈眈，使得袁绍无法向幽州发展，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公孙瓒已经染指了冀州北部的广平郡，并开始向东部的渤海郡扩展地盘。除了这三个方面的敌对状况之外，袁绍在未来还需要笼络“戎狄”等少数民族部落，以便作为自己稳固的后方。

　　也就是说摆在袁绍面前的有三方需要搞定的军事势力，按照由弱到强的顺序依次是东部青州的黄巾军，西部的黑山军，北部幽州的公孙瓒。那么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军事势力呢？因为当时邺城所属魏郡的南方，所要面对的是兖州的东郡，当时正被曹操管辖。而曹操是袁绍的属下。

　　沮授给袁绍提出的“邺中对”第一步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由弱到强，由简到难，逐一消灭掉冀州周边相关的军事势力，以达到兼并青州冀州幽州并州的地盘，形成“横大河之北”称霸中原的最终结局。

　　之后就进入到“邺中对”的第二步，“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说白了就是“挟天子”。然后就是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也就是“以令诸侯”。

　　沮授“邺中对”所提出的这三步，归纳起来可以是九个字“拥四州，挟天子，令诸侯”。实际上在整个汉末三国的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概念的，正是沮授的“邺中对”。这比毛玠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构想，至少要早一到三年的时间。

　　可是袁绍在听了沮授的话后虽然很是高兴，但是并不认为“邺中对”有什么稀奇，袁绍自己在心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想法。这实际上已经表露出了袁绍对沮授的这番话，对“邺中对”的不以为然。是他自大本性的一次具体的体现。

　　但是这种理解与袁绍向沮授虚心请教时所说的话有着前后矛盾的地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袁绍是把沮授比作管仲和范蠡的，是把沮授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的。可是到听完沮授的话后，却认为沮授所说的“邺中对”的内容都是自己心中所想，没什么新意。这简直是又把沮授贬低成了一个一文不值的小谋士一样，实在是带有侮辱的性质。

　　可能是李贤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于是在注释《后汉书》的时候引用了《春秋左氏传》中《阴饴甥对秦伯》一篇中，秦穆公所说的“是吾心也”这句话。也就是说李贤认为《后汉书》中的这句“此吾心也”可能是有记载错误的情况，原本应该是“是吾心也”。

　　《阴饴甥对秦伯》也算是《春秋左氏传》中的名篇，主要讲述的是由于晋国背信弃义，结果被秦国打败，国君晋惠公夷吾成了秦国的囚徒，有被杀的可能。为了挽救国君的性命，以及改善两国的关系。

　　晋国派遣阴饴甥作为使者，于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十月前去王城与秦国谈判结盟。阴饴甥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晋国理亏，极端劣势的情况之下，以道义说服秦穆公，使其放弃战争的主张，最终促成了两国的联盟，挽救了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