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中山郡

　　卢奴

　　此时距离黄巾之乱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可是这一场大乱是过去了，可是天下百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黄巾之乱后东汉政权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反而更加严重了。在这次叛乱和平叛过程中，士族豪强等地方势力的力量进一步增强，而汉灵帝为代表的中央朝廷，不得不被迫做了很多政治让步，几乎可以代表汉灵帝一辈子试图中央集权的努力都失败了。

　　与此同时，汉家皇帝的声威和神圣性进一步瓦解，黄巾起义之后各地依然是叛乱纷纷，老牌叛乱根据地，凉州再次掀起叛乱，连刺史都被杀。北边的张纯、张举联合乌桓在幽州发动叛乱，斩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各边地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来叛乱，甚至南阳这种帝乡也冒出了叛军，还把太守都给杀了。

　　更过分的是冀州刺史王芬，他作为一个高官的高官，却开始密谋想要废除汉灵帝，甚至还想把曹操也给捎上。最后虽然失败被诛，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党锢之祸导致的士族离心倾向严重。

　　真正无法解决的矛盾，在于中央朝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于士族豪强势力过度膨胀，挤压底层小民生存空间的矛盾。更可怕的是，这些小民破产之后，不是成为士族豪强的部曲，就是成为流民盗贼乃至黄巾军。汉灵帝可能部分意识到这些问题，然而不管是宦官集团还是官员，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中山郡之外的各郡也都是入不敷出，甚至压制下去的黄巾军还有小股叛乱的情况发生，这就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东汉朝廷只知道围堵，却不知道疏通，皇家的利益是保住了，可是百姓却比以前过的更加艰难了。

　　秦烈作为郡守，其实是费了很大的功夫来做这件事，自己明白，这场危机不会因为黄巾之乱的镇压而平息，即将而来的是更加惨烈的三国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秦烈无疑是掌握了先机。

　　说来也是幸运，虽然自己封侯，只是个亭侯，可是这也可能是别人费劲一生的力气都做不到的地位，自己搭上了这个便车，所以在三国乱世开始之前就列如了诸侯，这对于自己今后的名声还有招贤纳士都是有很多好处的。

　　还有就是将军，秦烈一直认为自己这个将军封的有些虚高，自己实在下曲阳之战前被封的将军，这在朝廷是史无前例的，自己一没有向朝廷贿赂，而没有卓越的功勋，为什么给自己一个将军？

　　虽然是杂牌，可是也很值钱。

　　秦烈思来想去很大程度上原因是因为当时朝廷对于冀州地方的管辖已经没有那么好了，虽然有卢植董卓平叛，可是冀州地方已经是乱成一锅粥，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后援，距离冀州最近的幽州刘焉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个时候的冀州，自己距离下曲阳最近，又是有战功，所以朝廷一次给了自己一个将军，让自己倾尽全力帮助平叛，毕竟冀州的黄巾军是最多的，对比之下，官军也是最少的，因为在张角自己的腹地。

　　总结下来，还是秦烈运气好，到了三国时候，将军的名号可谓是烂大街，可是这个时候将军还是挺值钱的，所以秦烈有时候会想，是不是朝廷将军烂大街的操作就是从自己开始的？

　　自从秦烈来到这里为止，就已经亲自参与过几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了，可以说，自己已经是这个时空的一份子了，现在的曹操、孙坚、刘备都没有崛起，刘备还在自己手里。

　　想到这，秦烈深吸一口气，此时的卢奴兵强马壮，足足有了三万人马，别说三万人很少，秦烈有的三万人只是常备军，就是职业军人。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自己不可能让郡中所有的壮丁来当兵，那样的话自己的兵马可以轻轻松松到达到十几万，可是问题在于这样做行不通。

　　庄稼需要有人收，需要有人种，工匠需要有人做，房子需要有人盖，将所有壮丁都叫来当兵，先不说这个时候不是那样的战争紧张期，就是到了军阀混战的时候，这样做也会直接导致自己后方无法运作。

　　秦烈自己的职业军人是只有三万，就是这样，秦烈还要向陈宫建议一减再减，因为中山郡是为数不多的，冀州里面创伤最小的郡，所以那些流民就很自然的投靠到秦烈这里，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家室，只能当职业军人。

　　再有就是秦烈自己的“屯田令”。

　　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再加上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商鞅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政策，把人分为四个等级也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中，士最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这种思想被历朝历代所沿用，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新建立的王朝都十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强调“农为本”，在人民思想中根深蒂固。

　　此后所有的统治者都继承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目的是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以确保服役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封建统治。历朝历代采取这种措施，归根到底是因为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农本商末”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主调。

　　由此形成“重农抑商”政治方针是古代统治者惯行的基本治国之策。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始。“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法律的内容必然为经济形态所决定，当“农本商末”观念被统治者信奉以后，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体现的抑商之法应运而生。

　　秦烈思来想去，觉得这个重农抑商的做法很不好，因为在秦烈自己的观念中，各行各业应该平等才行，自己也和谋士们商量过，得到一个明确的回复：不行。

　　盛世就以农为主，这乱世又怎么可以舍本逐末？打仗需要粮食，百姓生活需要粮食，更何况是在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