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断曹汇总了各州报上来的数字，基本掌握了全国的土地数和人口数。当然，这个数字肯定不是特别准确，可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已是最优的结果。

　　另一个时空里，南朝也曾多次进行土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后还是未竟全功。

　　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历朝历代都搞不定土地和人口的统计数字，隐瞒情况太严重，且皇室犹豫，高层反对，吏治腐败，怎么可能成功？

　　而升明土断，采用天经玉算院里教授的最先进和系统化的统计与概率学的知识，建立模型，输入要素，得出结论，跨越了几千年的科学精神紧密结合徐佑那无与伦比的魄力、朝廷投入的前所未有的人力，以及庞大又汹涌的民意支撑，终于走出了封建王朝的魔咒。

　　所以在土断的目标基本完成后，中下等的侨姓士族和顶级门阀间的联系被顺利切断，徐佑决定乘胜追击，强势推进检籍。

　　检籍是土断的升级版，土断只是把侨州郡县裁撤，把白籍户变成黄籍户，针对的是中下等侨姓士族，对顶级门阀和本土世族的地位冲击并不大。

　　就像是钝刀子杀狗，一点点磨死的。

　　但检籍则是直接把刀子插进了他们的胸膛！

　　比如，国家规定，男子一人最多占田七十亩，女子一人最多占田三十亩，这是上限，至于你占不占的够，朝廷不管。

　　但是交税的时候，男子要按照五十亩来交，女子要按照二十亩来交，至于你有没有这么多田，朝廷同样不管。

　　这样无耻的律法，只要人不傻，就得想办法规避。于是很多齐民在户籍黄册上弄巧，有关系的，或虚报年龄，假称疾病；或增损籍状，冒充士族，以此获取士族才享有的特权。

　　没关系的，也主动或被动抛弃自耕地，投身门阀、世族、官吏和地主家作佃农，只给主人缴纳佃租，不用向国家交税和服役。

　　这就是所谓的“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死版，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

　　长此以往，国家的人口和税收变少，民众愈贫，而门阀世族的家资巨富。

　　检籍的目的，就是清除在户籍上为父祖添注爵位以假冒士族者，查实逃亡、隐籍、托庇、称疾的人户，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审定户籍。

　　这是国家和门阀世族争夺劳动力的战争！

　　战争要用狠人。

　　徐佑急调历阳郡太守于忠入京，命他为检籍使，全权负责各州的检籍事务。

　　于忠心知这是得罪人的差事，有意推辞，可不等他开口，徐佑道：“此次检籍，我欲杀人！你是我的心腹，又从北朝来，在南朝没有顾忌，该杀的，你动手，我善后，等检籍事毕，自有公侯之位酬功！”

　　话外之意，于忠你是我的人，现在到用你的时候了，你要不听话，和门阀勾勾搭搭，那我也是要杀人的。要是听话，日后封公封侯，有你的荣华富贵。

　　于忠何等聪明，徐佑这是逼他做纯臣，只忠于太尉的纯臣，他没得选择。

　　或许，从魏逃到楚，他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于忠乖乖走马上任，他动了真格，不同于土断时的杀一儆百，而是用严刑酷法，凡敢隐匿不报者，查出户口多五人，田地多占一丈以上，皆弃于市。

　　前期土断的艰苦工作在这时显出便利来，朝廷其实掌握了大多数的数据，只要再次筛查，就很容易发现违规的人，然后抓一批，杀一批，很快就走上正轨，全面铺陈开来。

　　不过，反弹也比预料中来的更快，仅仅半个月内，江、扬、湘、荆等地发生三十多起暴力抗法事件，但都因为军方的强势介入而及时平定。

　　于忠更是带着人马亲自上阵厮杀，肩头中箭仍不后退，尽显胡人的彪悍之气。

　　一时间，腥风血雨阵阵，闻于忠之名，小儿不敢夜啼。

　　遇到于忠这种杀人狂魔，武斗不成，那就文斗。

　　士族们开始用老套路，写文章编歌谣诋毁徐佑，试图给他施加压力。但他们还不明白，徐佑和以前那些改革者都不一样。

　　他知道正确的路，所以决心不可动摇，他有军队的支持，所以无所畏惧，他身为大宗师，不怕刺杀，他是当代文宗，一篇文章比得过他们写的千百篇。

　　更重要的是，当今最强大的舆论工具掌握在徐佑的手里，利用国家资源进行轰炸式宣传的时候，那些诋毁造谣，就像是滴入大海的浪花，掀不起半点波澜。

　　见文斗也不管用，接着开始讲道理了。

　　庾茂为了刷声望，加上蛰伏太久，静极思动，纠集了数十家不满检籍的士族主动找徐佑讲道理，说检籍释放了大量的佃农、逃奴和流民，门阀世族的土地找不到人耕种，这样下去，照样会造成荒芜，岂不又回到之前的状况，那何必土断，何必检籍？

　　徐佑正等着他们，为了解决这个让门阀担忧的问题，宣布废黜“封山占水”的陋习，重归秦汉旧制，山林水泽归于国家所有，任何人、任何门第都不许无端占有。

　　至于以前占有的，酌情退还，今后不得再占。

　　以此，来扭转“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柴薪无托”的困局。

　　这何止是打脸，简直是把脸踹在地上摩擦。

　　你嫌地多，人少？

　　好，我不给你加人，却给你减地。

　　庾茂等惊呆了，小丑原来是我自己？

　　这次连顾朱张也受不了了，几位家主还有徐佑的老丈人张籍全都秘密求见，询问徐佑的底线。

　　徐佑说的很诚恳，道：“家富国贫，何以持久？北魏眼见要从前几年的混乱里缓过气来，我们要是慢一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数十万铁蹄南下，国将不国，诸位的家资不过是为元氏暂时保存罢了。”

　　但他也不能把事情做绝，道：“山泽之禁，自太后始，王公及以下，皆不能免，包括我在内。不过，会依据你们各家的品阶递减，总不会让大家没了饭吃，对不对？”

　　众人无言以对。

　　如今徐佑大势已成，土断和检籍用的几乎全是寒门子弟，这些人隐隐崛起朝中，他们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已不是不可或缺。

　　反对不成，那就只能支持，至少跟着徐佑走，经济受损，政治上还能保住地位。

　　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没过多久，徐佑以太后的名义，把皇室占有的十座名山和二十一处湖泽交归国有，再把徐氏在义兴的所有山泽交归国有，只保留了钱塘的三座山两个湖——这还是因为钱塘是翠羽营、枫营、虎钤堂和玄机书院等至关重要的机构所在地，必须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才能防止出现安全漏洞。

　　但仅凭义兴的山泽，就算不如皇室，也是几代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干脆利落的交出来，让所有质疑者都无话可说。

　　只有身正，才能服众！

　　其他各门阀世族也参照徐氏的标准，按照官阶和爵位，依次递减交归国有的山泽数量。

　　再经过统一调度，把这些山泽间的肥沃良田分给贫苦百姓，成立农业协作社，由当地州府提供农具和粮种，鼓励百姓互帮互助，并免去前三年的赋税，力争不让这些好不容易从佃农变成自耕农的齐户不再次流失。

　　但这些措施也只能暂时的治标，不能治本！

　　要治本，必须改革税法。

　　纵观历代赋税制，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从春秋初税亩，刘汉的口赋制，到曹魏户调制，再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全都是人口和田地同时征税的二元法。

　　随着时代进步，朝廷发现二元法太加重农民的负担，一旦遇到灾年和重大变故，就会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然后土地被疯狂兼并，进而影响国家的方方面面。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唐后期的两税法仍然收人头税，但对人口普查力度变弱，宋中期的方田均税法也仍然收人头税，但是把田税向地主阶级倾斜，明中期的一条鞭法，清中期的摊丁入亩，

　　所有税法的改革，核心内容都是让征税更便捷，百姓负担更轻，让国家更强盛，并逐渐的取消人口税，只征收资产税。

　　可惜的是，这个过程，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直到摊丁入亩的出现，才在名义上彻底取消了人头税。

　　徐佑想做的，是一步到位！

　　他的底气，在于占城稻的有效推广改变了粮荒的局面，人丁爆发式增长有了物资基础；其次，既然这一年内已经把门阀世族逼到了绝处，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再逼一逼，说不定就把他们逼垮了！

　　新税法早在土断的时候就开始召集户部精通度支的人才进行研究，等土断和检籍完成，国家准确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有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在升明元年的年底，正式颁布实行。

　　这一跃进，击破了门阀世族的最后防线，他们抛弃了幻想，准备和徐佑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