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之间比较大的战争少说已经发生过十数次，双方各有胜败；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

　　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敌手。

　　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上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那么，为什么刘彻时代的西汉能够击溃匈奴，李世民时代的大唐能够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国力最盛的时候也无法从辽国手里拿回燕云之地？

　　进而言之，为什么宋王朝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等草原铁骑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汉唐雄风呢？

　　不少人将这一窘境归咎于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国精神，其实是大错而特错矣！

　　宋朝的所谓“抑武”只不过表现为对武官坐大、预政的制度性防范；对于国防与武备，可是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放松。

　　宋政府不但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兵工厂，还将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强于汉朝和唐朝的，尤其是弓弩火器的装备部队后犹如猛虎添翼；问题是同时代的辽国、西夏、女真也是在不断汉化的发展中强大起来的。

　　试想一下，在11至13世纪极为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备与国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骑兵碾灭了。

　　但宋人确实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这里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从立国那一天起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首先，由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丧失了长城防线：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

　　长城尽管谈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险线，但显然是一道有效的防御线；有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轻易地跃马南下；失去这道屏障，便可一马平川南下牧马。

　　宋人对长城的功效，也是比较怀念的，宋代黄中辅的《念奴娇·炎精中否》如此说：

　　炎精中否？叹人材委靡，都无英物。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草庐三顾，岂无高卧贤杰？

　　天意眷我中兴，吾皇神武，踵曾孙周发。河海封疆俱效顺，狂虏何劳灰灭？翠羽南巡，叩阍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铓冷浸秋月。

　　翻译成白话文即为：宋朝的国势还是如日中天吗？可叹人材平庸，不见杰出的英雄。金兵长驱直入三困汴京，谁是保国的壁垒长城？天翻地复，二帝被虏，深仇大恨何时雪清。君王求贤三顾茅庐，民间自有隐居的豪英。上天希骥大宋中兴，新皇神武英明，如周武王姬发一样贤明。海内边陲愿为朝廷效力，狂妄的金人很快就要灰飞烟灭无踪。高宗南渡驾兴临安，使人无处拜谒宫廷。空怀愤慨激昂，一腔孤忠，相伴只有秋月下闪着冷光的剑锋。

　　黄中辅（1110—1187）字槐卿，晚号细高居士。是抗金名将宗泽的外甥。义乌县城东隅金山岭顶人。祖父景圭，金吾卫上将军，居浦阳（今浦江）。父琳，迁居义乌。黄中辅赤诚爱国，忠奸分明，祟尚气节，不为苟合。

　　冷兵器时代，自马镫发明之后（汉代时马镫的应用尚未普及，骑兵的威力未能发挥到最大化），战马就是最强悍的装备，骑兵就是最厉害的部队。

　　宋人已认识到：“马者，兵之大也，边庭之所以常取胜中国者也”。

　　然而，“中国之兵，步多骑少，骑兵利平，步兵利险。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与天尽，不见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虽步卒百万，讵能抗戎马之出入乎？”

　　细看《清明上河图》会发现画家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这正是宋朝缺乏马匹的写照。

　　之所以缺马，是因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养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马的供应量严重减少。

　　宋人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果说，长城防线的丧失导致宋人的防御力大打折扣，那么良马的匮乏则使宋朝部队的攻击力受到限制，难以跟草原铁骑一争兵锋。

　　相比之下，辽国、西夏都是马资源充沛的地方，战马唾手可得。

　　按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每一名士兵配备三匹马；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纪之后的辽国跟汉武帝时代的匈奴、李世民时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语。

　　匈奴与突厥都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文明形态，而辽国已经从中原王朝学习到构建国家的组织能力。

　　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契丹各部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落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平时各自为战，耶律阿保机仿效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将它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国家共同体，设立南北枢密院控制全国武装，并创设直隶于契丹皇帝的常备军——宫帐军。

　　不管从国家的组织能力、财税汲取能力，还是从战时动员能力来说，大辽帝国都非以前的匈奴与突厥部落所能比拟，即使汉武帝与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够征服辽国。

　　宋辽双方军事优劣势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宋朝部队很难在对辽战争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在局部战场取得一两次胜利对于鼓舞军心是十分必要的的。

　　卢成玉和温同孝一行800川军驱使2000匹战马来到雁门关，骁勇善战的杨业激动地跪在地上面南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此时辽军10万大军仿佛蝗虫一样直扑而来，杨业和卢成玉、温同孝并未慌张；而是对敌情做了深刻细致的判断和分析。

　　杨业是代州节度使，朝廷二品大员，卢成玉是安抚处置使也是二品大员，温同孝则是三品大员。

　　杨业的官阶是二品可他是节度使，卢成玉自然要听从杨业的安排和部署。

　　宋承唐制，凡除节度使皆授以旌节仪物；包括门旗二面、龙虎旌一面、节一支、麾枪二支、豹尾二支，共八件。

　　节用金铜叶做成，旗用九幅红绸制作，其上装有涂金、形如木盘的铜龙头。

　　杨业安排部署了迎战辽军的战略战术，将卢成玉送来的2000匹战马迅速编入队阵。

　　当时杨业的部队只有几百匹战马，大多数是步兵；卢成玉的2000匹战马配备部队后杨老将军立即挑选2000多名精壮勇士组成骑兵站队，由马萧、雷柯、云耶、于波、公子建几个人做马术教练速成提高战斗力。

　　公子建玩马可谓行家里手，在训练马军中建立了功勋。

　　2000人的马队经过几天训练后便就成型，杨业让马萧、雷柯、云耶、于波、公子建5人每人率领400马军，5面出击迷惑辽军。

　　卢成玉、温同孝则率领一千名步兵弓箭侍候坚守雁门关城池；杨业自己率领数百名骑兵，由关南绕道进至雁门关北口插入辽军背后；向正准备攻关的辽军发起突然袭击；结果重创辽军。

　　雁门关失利的消息传到辽景宗耶律贤耳里，耶律贤大怒；重振旗鼓后对雁门关发动第二次袭击。

　　耶律贤一面命令河北地区辽军开始佯攻雁门关，另一方面任命西京大同府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为统帅，率10万铁甲骑兵南下进攻雁门关。

　　辽军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宋军一触即溃；不久辽军前锋抵达北方咽喉雁门关，关系北宋存亡的雁门关保卫战又一次拉开序目。

　　强敌来袭，担负雁门关防御重任的杨业立即向驻守太原的北方防务主管潘美紧急求援。

　　作为久经战阵的开国名将，潘美对杨业的危局比谁都清楚；但问题是他虽身兼要职管辖着北方驻军，却只能眼巴巴看着辽军袭来而无能为力。

　　原因很简单：潘美没有对属下军队的临阵指挥和调动权！

　　作为宋朝一系列压制武将的政策的“创始人”宋太宗赵光义才有调动军队的权利。

　　赵光义为达到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创造性的发明”了“阵图”这种被后世当作笑柄的东西。

　　大凡领兵作战的将领，赵光义都会事先煞有介事的授其一份已经画好的“阵图”。

　　大到出征后该如何行军、布阵、出击，小到军队该如何扎帐篷。

　　皇帝陛下在“阵图”中都有明文规定，统兵将领们要做的就是跟木偶一样按主人意愿行事。

　　不管前线有什么变化，甚至于即便是明知道按“阵图”作战必死无疑；将领们也必须一丝不苟的去执行。

　　这种做法让后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但确实是史实；而且重要将领尤其是边境重将，只有统兵权但没有调兵权。

　　想调动兵力必须请示皇帝批准，否则就是“抗旨谋反”的灭族之罪。

　　而且在重要将领尤其是边境重将身边，都伴随有一位皇帝亲自任命的文官“监军”。。

　　这些文官“监军”都是皇帝绝对信赖的，对军事行动拥有最高决策权。

　　监军身边还拥有千余名皇帝分派的禁军，一旦将领的行动与“圣意”相违背；“监军”有权当即逮捕甚至是处死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