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后，许多人认为常凯申不会甘心乖乖就范，会重新派遣军队围剿红军，就连统帅也有这个顾虑，由于没有立下书面协议，只是三方之间的口头承诺，他感到很不踏实。

　　不过和常凯申共事好几年的周副统帅却深知常凯申的为人，他对统帅说道：“常凯申自命为中国的英明领袖，非常重视自己的承诺，而且何应钦等人在他深陷囫囵时急于夺权的做法也深深刺痛了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也许常凯申会认为他当前的首要敌人并非是我们工农红军呢。”

　　果不其然，最了解常凯申的还是周副统帅，虽然常凯申返回南京之后所有部下及民意都是一片叫嚣报仇之声，常凯申自己在西安也是饱受屈辱，无比愤慨，但他偏偏就忍了下来，严守着他在西安作出的口头承诺，

　　常凯申不仅依照承诺撤出西北“剿匪”的兵力，甚至还每月拔款二三十万元给苏区政府，文件往来时，对工农党也不再以“匪”名之，而是称其为西北边区政府，俨然一副把工农党当成“小老弟”的模样。

　　然而，常凯申的做法和三方在西安达成的协议在工农党内和红军基层还是制造出了比较大的混乱。

　　党内不少干部的家人亲属都被常凯申实行的“白色恐怖”给杀了个干净，和常凯申怀有深仇大恨，他们不能接受苏区政府成为民党“属下”的现实，心怀怨气。

　　为了平息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和心中怨气，统帅和中央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一种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地扩张势力，将来还是要和民党常凯申拉清单算总帐的。

　　常凯申通过手下的特务也看到了工农党的这份公告，他还日记中写下：“这显示工农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还继续把工农党当做忠心的小老弟看待。

　　同时常凯申也放弃了削弱军阀的努力，反而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的事业中。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

　　常凯申认为，如果一年内他可以领导抗日成功——他相信至少这是很有可能的剧本，胜利之后总有办法处理工农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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