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二：不想

　　无论轩宝贝的脑子里还想不想听到那个声音反正声音还在继续：“ 那些提倡从外在因素研究文学的人士，在研究时都以不同程度的僵硬态度应用了决定论式的起因解释法，因此，他们在宣称其方法的成功上也有所不同。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绕关系，但是，我们必须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6e schl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男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绕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

　　许多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学研究者提出的要求还是较为适当的；他们只想探索出艺术作品与其背景及渊源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关系，而且认为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便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文学作品，并不注意这些关系究竟与文学是否确切相关。这些提出较为适当要求的人似乎比较聪明一点，因为起因解释法在文学研究上的价值，行定是被过高地估计了，而且，还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研究法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问题。在各种着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来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似乎还好一些，因为把文学只当作为单一的某种原因的产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并不赞同德国的思想史派那种研究观念，但我们承认这种综合了所有因素的解释方法，确实避免了其他流行的研究方法的最大‘毛’病。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衡量这些不同的因素的重要‘性’，还要考察它们与我们主要称为文学的、或“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是否相关，然后再从这一角度来批评达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得失。

　　第七章 文学和传记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考，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

　　传记可以有助于渴示诗歌实际产生过程。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对一个天才的研究，即研究他的道德，他的智慧和感情的发展过程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来为传记辩护，并肯定它的作用。最后，我们可以说，传记为系统地研究诗人的心理和诗的创作过程提

　　供了材料。

　　这三个观点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别。只有第一个观点(是与我们所谈的“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即传记解释和阐明了诗骸的创作过程。第二个观点，主张研究传记的内在价值，把注意重心转移到人的个‘性’方面去。第三个观点，把传记看作是一‘门’科学或一‘门’

　　未来科学的材料，即艺术创作的心理学的材料。

　　传记是一种古老的文学类型。首先，从编年和逻辑两方面来说，传记是编史工作的一部分。传记作者在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将军，一个建筑家，一个律师，或一个不参与政事的平民作传时，部没有什么方法上的差别。柯勒律治(erNge)曾经说过，任

　　何人的生平，无论它如何没有意义，只要如实地记述出来都将是有益或引人入胜的，’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从一个传记家的眼光看来，诗人简真是另一种人，他们的道德和智慧的成长，他们的事业和感情生活，都可以通过某些标准（通常是一些lun理标准或行为难则）来加以再现和评价。而诗人的著作可能只不过是出版上的事实，就象任何有活动能力的人生平中出现的事件一样。如此看来，一个传记家遇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家所遇到的问题。传记家要解释诗人的文献、书信、见证人的叙述、回忆录和自传‘性’的文字，而且还要解决材料的真伪和见证人的可靠‘性’等类的问题。在传记实际撰写过程中，传记家遇到叙述上的年代顺序，素材的选择，以及避讳或坦率直书等问题。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所大量地碰到和处理的就是上述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是特殊的文学上酌问题。

　　在我们所讨论的文学传记范围中，有两个问题很关控。传记家以诗人的作品为根据来撰写传记，这里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文学传记的成果对理解作品本身又有多大关系和重要‘性’7对这两个问题往往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几乎所有那些热衷于写诗人传记的传记家都是这么看待第一个问题的，因为诗人的作品提供了写传记的丰富资料，而许多更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生乎资料可能散快了，或者差不多都已敬佚了。然而，这种乐观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蚂?

　　我们必须区分两个人类时代，两种可能的答案。对于大多数早期文学说来，我们还没有个人的文献可供传记家参考。我们只有一系列公共的文献，如出生登记表，结婚证书和诉讼书之类的材料，此外就是作品资料了。例如，我们只能很粗略地追溯莎士比亚

　　的活动，并知道一些他的经济情况；除了少数真伪不明的莎士比亚候审记载外，我们根本没有‘弄’到他的书信、B5i和回忆录之类的资料。有人费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莎士比亚的生乎，所获得的具有文学价值的成果却是微不足道的，了解到的主要事实不外乎是些有关莎土比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记载和说明。因此，那些试图编写实际的莎上比亚传，编写他道德生活与感情生活的历程的人们所获得的结果不外是下面那科情况之一。倘若象斯没金(c．5pll rgcon)研究莎士比亚的意象那样以科学的‘精’神去研究他的生平，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琐碎的生平事实，倘若盲目从他的剧作和十四行体待中搜寻材料，那就只能象勃兰兑斯(小s)那样写出一些传奇式的生平故事来。‘这些做法的前提是十分错误的(这些做法可能开始于赫兹里特(山t)和施勒格尔的启示，首先是由道登旧．den)‘精’心地设想出来的)。我们不能根据虚构的叙述，特别是戏剧中虚构的东西作出有效的推论，以此编写一个作家传记。通常认为莎士比亚有过一个失意的时期，在此期间写了悲剧和辛酸的喜剧，直至写《暴风雨》他才达到某种乎静。人们完全可以就这一观点提出疑问。是不是一个作家必须处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中才能写悲剧，而当他对生活感到快意时就写喜剧?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还有待探讨。进一步说，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有关莎士比亚的这种悲伤的证据。‘莎土比亚不能为他的剧中人物泰‘门’或麦克佩斯的生活态度负责，他也不能具有他的剧中人物蒂尔斯特和埃古等的观点。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普洛斯帕罗说的话就是莎士比亚所要说的：作家不能成为他笔下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观点、美德和罪恶的代理人。而这“—点不仅对于戏剧人物或人物来说是正确的，就是对于扦倍诗中的那个“我”来说也是正确的。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

　　然而，提倡传记式文学研究法的人一定会反对这些观点。他们将会说，自莎士比亚时代以后，条件已经起了变化，对许多诗人来说，为他们所写的传记的资料已经变得丰富起来，因为诗人的自我意识程度已经提高，想到了他们将生存在后代人心目中(如弥尔

　　顿、蒲伯、欧施、华兹华斯或拜伦[ ron])，因而留下了许多自传‘性’的材料，以充分地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看来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们可以拿作家的生平和作用互相对照。的确，这种方法甚至为诗人们所欢迎，尤其是那些‘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写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内在情愫，或者象拜伦，甚至带着“一颗流血的心”‘吟’游于欧洲四处。这些诗人不仅在‘私’人的书信、酬i和自传中表现自己，而且也在他们大部分正式发表的诗作中表现自己。华兹华斯的《序诗》就是一篇自传‘性’的宣言。这些宣

　　言有时在内容上，有时甚至在语调上都与他们的‘私’人通信并没有什么差别，看来我们很难据弃其表面价值，很难不以诗人去解释诗歌，因为诗人本身也认为他的诗歌正如歌德的名言所说是“伟大自白的片断”。

　　我们确实应当分辨开两类诗人，即主观的和客观的诗人：象济慈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强调诗人的“消极能力”(n。8ative c9pa—b 61ity)，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 宁肯使自己具体的个‘性’消抿；而相反类型的诗人则旨在表现自己的个‘性’，绘出自画像，进行自我表白，作自我表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第一类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个人的成分撤乎焚微，然而其美学价值却很大。如意大利的中篇，骑士传奇，文艺复兴时代的十四行体诗，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自然主义的，大多数民谣等，都是这类例子。

　　但是，即使是主观诗人，其自传‘性’的个人叙述与同一母题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抹乐掉的。一件艺术品与现实的关系，与一本回忆录、一本Bti成一封书信与现实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另一个平面上形成的统

　　一体e只有误用传记式文学研宪法的人，才台拿一个作家最具有‘私’人‘性’质和只偶然的生乎材料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而以这些材料为根据来解释并编排诗人的作品，而这种解释和编排往往与从作品本身的判断和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是完全脱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布兰兑斯对《麦克佩斯》一剧评价甚低，认为它乏味，因为它与布兰兑斯所想象的莎士比亚的人格没有什么关系；金斯米尔(。8smN)也以同样理由指责阿诺德所写的《校拉伯和鲁斯吞》一待。”

　　第二百三十二：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