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一开就是十天。

　　每天不变的主体，就是学术报告。

　　而且，都是在同一个会议上，也没有什么分会场。

　　实际上，也没必要。

　　与会人员，就六十多个，也不算太多，发言者在主席台上讲，大家在下面听，还要设置分会场，那就没多少人了。

　　没有PPT时代的学术报告，谁要做报告都需要大量书写，又因为是古文字的研究，还需要准备文字拓片，也算是图文并茂，这也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每一个学者花费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提问讨论环节，分摊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间就更长了。

　　也造成一天的时间，做报告的学者，并没有多少人，难怪整个研讨会安排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

　　与会三巨头，于省吾、张政烺、胡厚宣三位先生，他们的报告都放在第一天。

　　跟于张两位先生一样，胡厚宣先生也是考释文字，不过并非考释铜器铭文，而是做甲骨文单字考释。

　　因为跟自己的研究方向偏离太多，苏亦听的一知半解，暂缺不表。

　　实际上，甲骨文单字考释的学者，也不只有胡老，裘锡圭先生也写了一篇《说“弜”》。

　　裘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切入主题的。

　　「甲骨卜辞里常见“弜”字，前人不得其解。1940年张宗骞发表《卜辞弜弗通用考》（《燕京学报》28期），指出卜辞“弜”字多用否定词。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是他因“弜”、“弗”音近就断定二字通用，事实上这两个字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弗”与“不”相近，“弜”则与“勿”相近。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曾指出“弜弗通用”有问题，不过他认为“弜”在卜辞的否定词里应该“属于‘不“‘弗“一组”（128页），仍然与事实不符。」

　　这段话，就相当于摘要。

　　先指出前人的考释成果，再列出自己的考释结论。

　　此外，李家浩的文章《释“弁”》也是甲骨文考释。

　　李家浩是裘锡圭先生的研究生，因此，治学方法也跟裘先生一脉相承了。

　　不过后来，裘先生出走的北大到复旦的时候，李家浩并没有跟随过去。

　　后世，裘先生出走北大，这事在学界也挺轰动的，有人说，裘先生几乎一个人就带走北大整个古文字专业。

　　要不是李家浩还留在北大，估计一网打尽了。

　　苏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他跟裘先生合作的《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因此，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

　　现在，又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也开始逐渐熟络，自然知道他的文章内容。

　　他是小辈。

　　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

　　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不是很感兴趣。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他就是半桶水，对上李家浩，他也只有听的份。

　　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因此，他的文章《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也是专攻整个方向的。

　　除了玺印、陶文，楚简、楚帛书、汉竹简、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

　　后来，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还合著《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了。

　　相比较中文系，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也不对，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侯马载书盟主考》。

　　先不说别的，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

　　一般来说，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侯马盟书”来形容。

　　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给郭沫若先生鉴定。隔年，郭沫若就写《侯马盟书试探》一文。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

　　在郭沫若先生之前，是没有这个称呼的。

　　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也是《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这个标题。跟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同时刊发在当月的《文物》期刊。

　　《文物》月刊发出消息之后，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

　　他1966年《考古》5期发表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

　　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

　　因此，他在72年他在《文物》上写了一篇文章《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也没有用“侯马盟书”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载书”。

　　这篇文章，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

　　一、主盟的人是谁；

　　二、这次盟誓为的什么；

　　三、在什么时候；

　　四、在哪个鬼神前面盟誓。

　　他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于是，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

　　“公元前424年，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

　　具体点来说，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在即位时，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普复辟而举行的。随后，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又举行了一次，但这次赵嘉为参加，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

　　时间，就是赵恒子的元年，晋幽公的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24年。第二次的自誓，则是同年较晚的时候。

　　盟誓的对象自然就是皇君晋公举行的。

　　为啥要说这些呢。

　　那是因为高铭先生的《侯马载书盟主考》基本同意了老师唐兰先生的观点。

　　不仅如此，后来高铭先生的学生冯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也同意了这个观点。

　　啥叫做学术一脉相承，这就是。

　　那为啥冯石不再称呼“载书”而是称呼“侯马盟书”？

　　那是因为到了87年，学界已经基本认同“侯马盟书”这个概念，唐兰先生也已经去世，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继续称呼“载书”了。

　　实际上，1976年，张晗先生参与编著的《侯马盟书》就已经出版。

　　这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也是运气使然。

　　1973年9月11日蓬皮杜应邀访华，因为是第一个访华的法兰西首脑，这一次接待规格很高。

　　没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好接待行程。

　　其中就包含大同的云冈石窟。

　　同年，8月份，时任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先生到云冈石窟检查其准备工作，回到太原的时候，当时的侯马工作站到张守中先生就找上门来了。

　　主要是为了求援的，呼吁上面重视侯马盟书。

　　得到王冶秋先生的主持以后，山西这边就成立了由张晗、陶正刚、张守中三位先生的整理。

　　就这样，整理了两年多，直到1976年才得以出版。

　　从1965年侯马盟书被发现到《侯马盟书》的出版，差不多过去了十年的时间。

　　这书一出版，就在学界内引起巨大的轰动。

　　国内的大报纸都有报道。

　　现在热度也没有过去。

　　高铭先生写了相关的考释文章，也算是学术热点。

　　不仅高铭先生写侯马盟书，其实，张晗先生也写。

　　作为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侯马盟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张晗先生也受邀参加这一次的成立大会。

　　而他的文章《侯马盟书丛考续》，则是对《侯马盟书》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补充。

　　因为高铭先生的关系，来之前，苏亦就大量阅读侯马盟书的资料，其中《侯马盟书》也没啥翻。

　　看到两位先生一前一后做了关于侯马盟书的学术报告，他当然不会落下。

　　两场报告听下来，收获满满。

　　此外，他也很关注李学勤先生的报告。跟大家不一样，他研究的是青铜铭文《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

　　这里面的“训匜”是一个西周青铜器。

　　青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一名贵族“训”与其“牧牛”(负责养牛的家奴)对簿公堂的事，具体诉因已不可知，但最终结果，是西周官员认定牧牛有错，继续责罚他。

　　这个青铜铭文，也被称为“青铜法典”，而这个案件，也被称为中国有据可考的第一个人民事诉讼案件。

　　因此，它的铭文，也成了众多法律史专家的研究史料。

　　原文其实挺长的，一共有一七个字。

　　“惟三月既死霸，甲申，王才豐上宫。白扬父廼成?，曰:“牧牛!徂乃可湛。女敢以乃师讼。女上任先誓。今女亦既又御誓，專、格、嗇、睦、训造。亦，亦既御乃誓，女亦既从辞从誓。弋可，我义鞭女千，幭剭女。今我赦女，义鞭汝千，幭剭女。今大赦女，鞭，罚女三百锊。”

　　白扬父廼或吏牧牛誓日:“自今余敢夒乃小大事。”

　　“乃师或女告，则致乃鞭千，幭剭。”牧牛则誓。乃以告吏邦，吏曶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训用乍旅盉。”

　　（铭文因为输入法的关系，只能做参考，不全对。）

　　翻译过来就是：

　　西周某年一天，一个叫牧牛的人为争5个奴隶状告他的上司（亻朕）。判官伯扬父认为牧牛以下犯上，需要鞭打他1000下，并在脸上刺字施以墨刑，但最终改判鞭打牧牛500下，罚铜三百锊[lu?e?]，不再施墨刑，并让牧牛当场立誓永不再告。牧牛起了誓，挨了打，受了罚，在有关官吏的参与下了结此案。（亻朕）打赢了这场官司，得到了铜，为彰显胜诉，便用此铜铸造了这个匜。

　　再简洁一点就是：

　　牧牛有罪。

　　所谓大赦，就是从打一千下变下。

　　剩下的刑罚变成罚钱。

　　于是赔付的铜钱，被训做成了宗旅（族）之盉。

　　……

　　这格宗旅之盉也就是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窖藏里面出土的训匜西周青铜器。

　　整个青铜器则是被董家村一个叫做董宏哲的农民给挖出来的。

　　一连挖出好几个青铜器。

　　最后上报有关部门。

　　全国各地的专家蜂拥而至。

　　岐山董家村也就是开始出名了。

　　仅仅是这个青铜器就可以讲述一个相当经长的故事。

　　从它的铭文考释，也能够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

　　比如可以知道西周的审判是由司法官吏主持的，罪犯跟证人都必须到场，而且，贵族官员却享有特权，因此，牧牛奴隶的上司没有到庭，也是可以的。

　　甚至，口供成了主要熬的证据。

　　不过誓言也很重要。

　　也需要认证、书证、物证等证据。

　　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证据制度。

　　从某种程度来说，已经摒弃了夏商的神示证据。

　　甚至，这些出土文物也成为衡量存世文献《周礼》等典籍真伪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那么李学勤先生，在文章里面都考释了哪一部分？

　　又有哪一部分，是前人的考释？

　　实际上，唐兰先生，在《文物》1976年第5期，也写过：《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李学勤先生的考释跟唐兰先生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同。

　　器铭第2行的“成”字后一字，楷写作“?”若“?”，当无误，但在释读时却遇到了疑问。李学勤先生指出，在铭文里面这个字读为?，在文义上是不可通的”，并以《说文通训定声》所言“从（歺又）声的字常可和从赞声、献声互通”为据，认为这个字应读为谳。

　　《说文》：“谳，议罪也。”

　　李先生还指出谳的意义接近于判决”。

　　李先生的观点得到多数与会学者赞同。

　　那么唐兰先生的观点呢？

　　就没有人认可吗？

　　自然不会。

　　唐兰先生以“音近通用”为根据，说“?就是汉代法律上专用名词的劾”，此说也有不少学者赞同。

　　然而，不过他们怎么考释。

　　有一点，基本上是趋同的。

　　即认定此铭是一件法律文书，因而读谳、读劾，都指向性非常明显。

　　此外，李学勤先生认为，“控告牧牛的上级官长，则因为身分显贵，依当时制度不亲自出席审讯。”

　　尽管如此，在判决书上要写明争讼双方之名，也是必须的。

　　《曶鼎》所记“邢侯”、“限”即如此。

　　反正，整个文章考释下来，对比前人的观点，又表述自己的观点。

　　慢慢听下来，也蛮有意思。

　　就是太考究基本功了。

　　不是一个可以糊弄的文章。

　　当然，期间也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与会的一个女学者就写了一篇《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

　　文章例举了宾、历组同人、同事类，特别对区别“贞”字分期的标准，列举了宾组和历组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以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王”字形体的写法，然后作者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它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卜事上都有相同类的例子，对李先生一文作了一些补充。

　　这篇文章看起来，本身没啥问题。

　　苏亦之所以觉得有趣，完全就是因为它是在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写的文章。

　　所以并非与会学者，都要学各种文字考释类的文章。

　　那么李先生的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什么？

　　自然是关于“妇好”墓的。

　　在国内各个考古墓葬遗址之中，妇好墓极为出名，却让人印象深刻。

　　一般来说，殷墟的商代大墓大都早经盗掘，想要找到未扰动的大墓极为不易。

　　1976年，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西北，发现--座没有盗掘过的墓葬，获得大量精美文物。

　　由于这座基所出青铜器多有“妇好”铭文，通称为“妇好”墓。

　　“妇好”墓是无墓道的竖穴墓，长5.6米，宽4米，墓的规模如果同过去发掘的面积达三、四百平方米的大墓相比，只能说是中型的。

　　不过，它所蕴含的遗物却异常丰富，青铜器近两百件，玉石器(有不少精致绝伦的)竟超件。出土器物在BJ展出后，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妇好墓的发掘者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

　　两者互相成就，让妇好墓的故事更加传奇。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李先生的文章中来，他写这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

　　「历组卜辞其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历组和宾组的妇好实是同一个人，确定了这一点，就把关于“妇好”墓年代的一些争论问题消除了。」

　　那么真的可以消除争论吗？

　　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这个文章一出来，基本上就没啥人认同。

　　首先张政烺先生就不认同。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作宾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一下子，就让这个问题成为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

　　会议上，因为AH博物馆的女学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围攻。

　　好吧，用围攻这个词来形容不合适，但确实争议很大。

　　大家普遍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学者，以及浙****的一位年轻学者支撑。

　　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位未来，肯定会受到李先生的关注。

　　如果是投机取巧之辈，混上去，声援李先生，说不定就赚取人情分了。

　　苏亦对此倒没发表什么意见。藲夿尛裞網

　　他很清楚，李先生这个分法，不能说全错，但也不合适。

　　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方法。

　　很长时间一来，大家都遵从这个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后，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

　　到了后来，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理论。

　　但是一个理论，从开始到成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大量的试错的。

　　人家年轻女学者，可以写这种小文章，那么苏亦呢？

　　至于他，主要是打酱油的。

　　他是真的打酱油，写了一篇关于《何尊铭文新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有些后人的见解，跟唐兰先生也是一脉相承，中规中矩，没啥好说的。

　　也没啥新意。

　　更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观点，引起巨大的争议。

　　高铭、邹恒两位先生也不意外，都直到他开学就做了一场“宅兹中国”的报告，知道他对何尊铭文，有深入研究。

　　高铭先生也鼓励他望这个方面探究。

　　毕竟合作虽然是六十年代发现的，但真的火爆学术界也是七十年代，75年到京参展以后，才被学者广泛关注加以研究。

　　他关于合作铭文的重新解读，更多是对其背后历史的考释而非铭文上，在铭文上，唐兰张政烺马承源几位先生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能继续的并不多。

　　他的文章就是打酱油。

　　在古文字方面，他基础确实不行，不想投机取巧，获得关注，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是过来刷脸的，打酱油无所谓。

　　那么邹先生呢？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

　　因为邹恒先生做了关于先周文化的相关报告，却没有专门去考释某个甲骨文或者铭文。

　　为什么邹恒先生会特意做相关报告呢？

　　因为周原遗址开挖了。

　　从1976年开始，陕西文管会，北大，西大考古系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查明，宫殿建筑（或宗庙）的遗址分布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

　　1977年，在凤雏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17万片卜骨和卜甲，其中多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最多者30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

　　也是本次的研讨会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了邹先生的铺垫，然后由陕西文管会的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作为亲自发掘这批资料的徐锡台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潜心研究，著成《周原甲骨文综述》）。

　　李学勤先生说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被王懿荣在BJ见到了甲骨以后，之前民间的发现，都不算，因为那只是发现甲骨，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认知的“甲骨文”。

　　他甚至还说，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

　　1899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因此，学界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而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则是证明了商超的存在。

　　让全世界都没法质疑。

　　也让当时的史学界走出了疑古派的影响。

　　因为发现甲骨文，继而有殷墟的发现。

　　那么甲骨文的发现，怎么使得学界走出疑古思潮呢？

　　这个方面，就涉及到苏亦的老本行了。

　　中国考古学术史，李济先生肯定是灵魂人物。

　　当年，李济、傅斯年他们的学派成立史语所考古组的时候，就极力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竭尽全力的推翻顾颉刚的认知。

　　因为李济先生认为，爱国主义者就不能疑古。

　　因此，当时以史语所为首的学派，对王国维先生的极为推崇。

　　他虽然没有做过考古，却从甲骨文中推测出商王世系表，也让国内的学者认为考古学可以在重建上古史方面可以继续做出更加伟大的突破，以正式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实际上，中国考古后来的发现，也证明的王国维先生是走在极为正确的道路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会如此之高的原因。

　　甚至他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创举。

　　这种情况下，殷墟的发掘，就是对疑古学派最大的冲击。

　　也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催生了古文字学的四大分支之一甲骨学研究（另外三大分支：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

　　而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甲骨，是继殷墟以来，最为重要的带字甲骨发现。

　　这些周原甲骨的发现，可以说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的谈甲骨必言商的固有认知，

　　因此，发掘领队之一，徐锡台做报告的时候，充满了激动。

　　他跟高铭先生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考古所，后来被并入省文管会。

　　一直在从事着一线考古工作。

　　几年前，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还曾经带着北大的学生到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实习，就是他接待安排的。

　　这些年，没少跟北大的师生合作。

　　因此，高铭先生带着苏亦去拜访他的时候，直接对苏亦开后门，把出土的甲骨文拓片给他苏亦观看，后无保留。

　　这种新出土的一手资料，还没有完全发表，不要太原生态，几乎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对于与会学者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到周原出土的带字甲骨资料。

　　现场之热闹，可想而知。

　　徐的报告，内有一节是《奇字》说，“约七八片，又有个铜甗也有这类奇字”。

　　就有人问，张政烺先生是什么字？

　　张先生，一时半会也说并处。

　　因此，第二天，大家就开始撺掇张政烺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

　　谁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大，辈分又高，而且脾气还好，让他讲两句，就真的讲两句了。

　　于是，在学术史上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就诞生了。

　　张政烺先生也开始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

　　张先生，手中没有输，也没有什么准备。讲的并不算台深入。

　　他说，“铜器铭文钟钟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钟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然繁琐，只是阴阳二字，

　　而这个发言，也给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之中留下几位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时候，周原甲骨还不能称之为广义的“周原甲骨”，还只能称为“凤雏甲骨”。

　　又因为其出土于周人故地，自然会让大家联想到“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志上》等书)。

　　而张政烺先生这次发言，也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

　　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

　　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学者大部分人的赞同。

　　嗯，这个是后来的说法。

　　真实情况是，大家都是懵逼。

　　关于张先生“数字卦”的阐述。

　　大部分都听不懂。

　　也不能说听不懂，听懂了，却也不是全部都认同。

　　其实，在外国学者看来，国内的学者，只要发掘出来甲骨看到有符号的，就拼命的往文字上套，都希望这些符号是文字，而非图腾或者其他的。

　　因此，对于甲骨上陌生的符号，大家都倾向于是字体。

　　这种做法，也不能说不对，但尤其缺陷。

　　回到张先生的发言。

　　想要弄明白他发言的核心，就要弄懂，啥是“数字卦”。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也各种考释，不过都不确定。

　　这组“奇字”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

　　1932年，郭沫若先生说，这是器主的族徽（末二字殆中之族徽）《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他猜测是族徽，这是一个开始。

　　也只是猜测。

　　因为出土材料不够支撑，他的猜测。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

　　于是，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

　　到了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

　　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

　　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二六、七、八等数组成，但他同时推测它们是一种西北方民族使用过的文字（《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

　　对于唐兰先生这个说法，也有人不认同。

　　后来还认为调侃说，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

　　当然不是。

　　唐兰先生认为，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

　　这一猜测，并未获得学界的认可，还有人觉得他这是胡来。

　　这些都是这个年代，苏亦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章。

　　也是张政烺先生这个临时报告的基础。

　　他将商周甲金文和楚卜筮祭祷简上的数字组突破性地判断为筮数和易卦，这是张政烺先生的学术贡献。

　　因为从宋代以来，大家都注意到这些“奇字”（数字组）判定为筮数和易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判断。

　　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彻底破除了谜底。

　　可以说，张先生是在会议现场扔下了一个大炸弹，一下子，气氛就沸腾起来了。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确切提出“数字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后来张先生的文字里面提出来的。

　　于是，在会议现场讨论的时候，苏亦就很鸡贼的问道，“能不能用数字卦”来形容这些“筮数和易卦”。

　　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张先生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

　　因为苏亦的话，就表明了他是认同唐兰先生的观点，曾经关注过相关文章。

　　不然，苏亦不会把这些“奇字”判断为数字组，更不会有“数字卦”的出现。

　　从这一点来说，他跟张先生确实算是一脉相承了。

　　都是唐兰先生这一脉的。

　　那么对张先生这个提法，与会学者是不是全部都认同啊？

　　并非如此。

　　大家也会有异议。

　　甚至一些异议，都把张先生都问哑巴了。

　　没有办法，资料太少。

　　毕竟这个时候，他还没去过周原，关于“数字卦”著名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三篇文章还没有正式发表。

　　张先生没有足够的材料，验证论述他的猜测。

　　对于古代筮法，与会学者多数不甚明了，当时，张政烺手头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让人听懂信服。

　　虽然苏亦提出来“数字卦”这个说法，通俗易懂，让大家能够快速进入这个概念的语境之中。

　　然而，啥是古代筮法。

　　大家都搞不懂。

　　搞不懂，肯定无法信服。

　　于是，苏亦的个人秀的机会就来了。

　　这种学术秀场。

　　苏亦刚才喊出“数字卦”这一概念已经超标了，不能继续秀了。

　　然而，他不秀，张先生不答应啊，谁让他之前冒头喊出来“数字卦”这一概念。

　　于是，张先生立即把目光望向他，问道，“小苏，研究过筮法吗？”

　　苏亦有些迟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确实研究过，但不太好啊。

　　高山流水觅知音。

　　现场的张政烺就是需要知音啊。

　　作为学派传人，愿意捧场，他求之不得。

　　于是，张先生让他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苏亦只能硬着头皮说。

　　大家满脸茫然，不知所云。

　　人有提议，“苏亦同学，要不，你写出来吧。”

　　于是，他便用粉笔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内容写了出来：“大衍之，其用四十有九……”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讲，为张政烺先生的论点作了补充说明。

　　他这一段话出自于《周易·系传》，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则有不同的理解。

　　苏亦也说出自己的理解。

　　然后一边说，一边跟众人解释周初筮法的大致情况。

　　比如，一至八，一开始是怎么的出来的？

　　这玩意，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同样，流传下来的讲述周易筮法的书籍，比较早的就是朱熹的《周易本义》，这书后面还有附录《筮仪》，来源自然就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及的《周易·系传》“大衍之……”这一章，不过，马王堆帛书《系传》，却没有这一章，所缺的这一章，在《周易正义》是第八章，在《周易本义》是第九章，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最后一章是后加的。

　　后加的，就代表着，是后人的理解，是二次创作，或者多次创作。

　　用后世之文，去推测源头。

　　有时候，不太靠谱。

　　但在出土材料限制的情况之下，也只能用存世文献。

　　苏亦甚至举例了《论衡·卜筮篇》“案《易》之文，观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月……”

　　这篇文章，大部分都是跟《大衍章》相似，从这个可以推断出，后面多出来的章节，是西汉中期的作品，再继续推，没法推了，它的筮法没有办法继续考证。

　　那么只能先按照《筮仪》的办法来，很容易就得到蓍策17或21根，13和25根这不容易得到。

　　苏亦一边回忆原文，一边在黑板上演算筮法。

　　看得在场众人目瞪口呆。

　　尤其是吴镇武，瞪圆眼睛，就根见到鬼一样，估计，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亦会这么博学，这种堪比天书的筮法，他竟然能够说得头头是道。

　　这个骗子，说他是过来混脸熟的。

　　这哪里是混脸熟啊，完全就是砸场子。

　　能够帮助张政烺先生补充说明他的报告，这小子得多要妖孽啊。

　　实际上，不止他，他的几个师兄弟，也跟见鬼似的望向苏亦。

　　这小子，深藏不露啊。

　　有这种感觉的，除他们之外，还有一同前来的李家浩。

　　没有来之前，他在北大就听说过苏亦的名字，都知道他们这一届的，历史系来了一个天才少年。

　　不仅在历史系深受欢迎，在他们中文系也是如此。

　　一开始，李家浩还以为传闻多少有些夸大。

　　一路上，苏亦也表现得规规矩矩，完全就是一个腼腆的少年，哪里曾想到他初露锋芒，就如此惊人。

　　这个时候，苏亦的文章写的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至少经过这次研讨会以后，他在古文字学界，算是彻底出师了。

　　因为在会场侃侃而谈，在黑板上不断演算的筮法的少年，某种意义来说，已经是他们的老师。

　　因此，等苏亦意犹未尽的补充完毕，看着众人脸上古怪的表情。

　　苏亦就知道，秀得有些过了。

　　赶紧收功。

　　按照考古学界的习惯，考古资料在正式报告发表前暂不引用，因此，他真要利用认知优势去一鸣惊人，也不好使，不能继续浪了，不然就露馅了。

　　然而， 他这一补充，让张政烺先生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散会后，还对着高铭先生直夸，教的好。

　　苏亦只能傻笑。

　　他完全就是借用。

　　不过是挪用前世看过的张政烺先生的成果，而且还是一知半解的补充说明。

　　就算如此，也足够让与会学者刮目相看了。

　　要知道现场那么多学者，对古代筮法完全陌生，他不仅懂，还能过说得头头是道。

　　在这个方面，已经远胜众人。

　　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出名，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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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5章：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