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

　　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

　　“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

　　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

　　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训令，加入三国警告。

　　于十一月三日亲赴外交部与陆徵祥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

　　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十一月十二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徵祥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将变更国体之事缓行。

　　十月二十八日，更有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

　　“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

　　“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

　　“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并询问中国**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列强为什么对中国的国体变更如此敏感？当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旦恢复帝制中国必乱。而中国乱就会损害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这么简单的事，几乎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到。

　　袁世凯等人都是大智慧之人，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呢？人总是过高估计自己，有自知之明的人，这个世界并不多。当然，追求权力是最高层次的个人利益，何况高高在上惠及子孙的皇帝的高位呢？历史上为得到这个位置，父子兄弟都可以相残。这个位置对人诱惑力太强了，或许这就是利令智昏。这个世界上，像华盛顿那样的，能够用平常心对待权力和高位的品行高尚之人，能有几人？

　　外交部陆徵祥总长于十月二十八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

　　“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

　　“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

　　“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

　　“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

　　“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

　　“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十一月四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

　　陆徵祥总长当即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求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